现场演唱会的著作权问题

2004年7月3日，孙燕姿成都演唱会后，媒体爆出孙燕姿演唱会主办者和组织者被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四川代表处催缴版权作品使用费的消息。在演唱会举办之际，音著协四川代表处先后两次向演出承办单位发出律师函，敦促该演出组织单位依法交纳音乐作品使用费，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音著协四川代表处于演出当晚对成都体育中心孙燕姿演出现场做了调查取证，并准备向演出公司提起诉讼。最终，音著协与北京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书面协议，北京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音著协补交了孙燕姿成都演唱会的音乐作品使用费3万元。

这个案子并不是第一起向演唱会收取音乐作品使用费的案例，音著协在2003年向第四届金鹰电视节组委会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送达了《关于依法支付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费的函》。音著协开始收取现场演出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费，这标志着现场演出免付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费的历史已经结束。演唱会的组织者们在积思苦虑如何赚取更多利润时，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演唱会的知识产权问题了。

演唱会知识产权主要是相关著作权，演唱会一般来讲以歌唱演员的演唱歌曲为主，歌唱演员演唱他人作词作曲的歌曲，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演唱者表演需要相关的表演技术和技巧，表演也是一种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行为，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表演的艺术，法律将表演作为一种权利加以保护，这就是表演者权，表演者权是表演者享有的权利。所以演唱会的组织者将面临两个方面的著作权问题：1、取得所演唱歌曲词曲作家的许可，2、注意保护表演者的著作权（表演者权）。
一、演唱会的组织者应当取得词曲作家的许可。
《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根据该条规定，取得许可这是演唱会组织者的义务，取得许可要区别以下两种情况：

1、词曲是原创的，取得原创词曲作者的许可就可以。
《著作权法》在2001年进行了修改，关于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变化。原《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表演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已经取消了这项法定许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该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这里的作品并不区分已经发表还是没有发表，都需要经过作者许可。
2、词曲是经过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要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者的许可外，还要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五十年代流行苏联歌曲，这些歌曲被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广为传唱。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是台湾歌曲，虽然不用翻译，但有的是经过改编的，例如“童年”的歌词就有所删减。我小时候唱的国歌歌词是被改编过的，和现在的不一样。我们爱听，爱唱的歌曲很多是经过翻译、改编过的，如果要演唱改编、翻译的歌曲，除了要取得改编、翻译者的许可外，还要取得原作者的许可，所以演唱会的组织者一定要弄清楚，演唱会要演唱的歌曲是原创的还是经过改编、翻译的，以免挂万漏一，遗漏了许可，造成不必要的著作权纠纷。
要注意《著作权法》的一个变化，原《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表演经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的作品是已经发表的，表演者只需向著作权人和原作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即可，不必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新修改的《著作权法》规定还必须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二、保护演唱者的著作权
我国著作权第三十七条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列权利：（一）表明表演者身份；（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这两项权利其实也是演唱会组织者的相应义务。
1、表明表演者身份
即表演者对其表演行为所享有的表示姓名的权利，类同于著作权人所享有的署名权。艺术形式五花八门，不同艺术形式的演出表示表演者姓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作为演唱会的组织者表明表演者身份一般有如下几种形式：(1)在演出广告、宣传栏、节目单或文艺刊物刊登的剧照上标明表演团体名称和演员的姓名；(2在节目表演之前由主持人介绍表演者的姓名……等。
2、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表演形象是由表演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而不是表演者的本来形象，法律保护表演者的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表演形象是表演者表演的效果表现，表演形象如何完全取决于表演人，本身不存在被谁歪曲的问题。但该表演形象被固定下来，并利用一定手段使之再现的时候，就存在着被歪曲、变更的可能性，如果被歪曲、变更的表演形象被人传播、利用，就侵犯了表演者的人身权利。
三、组织者不能随意使用演唱会的现场表演
在演唱会现场，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摄象机在现场摄录，我们也经常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现场演唱会的录音、录象，现在有的演唱会还可以在网上看现场直播。但是千万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演唱会组织者当然享有的权利，一定要预先一一取得每个表演者逐项许可，不能漏了一个演员，也不能漏了一项权利，否则成为被告就成冤大头了。
1、现场直播需要获得许可
即许可他人通过广播或电视系统等通讯手段把现场表演直接传送给用户的权利。在通常的情况下，表演被广播电台，尤其是电视台直播以后，对表演者以后表演的票房收入将会影响很大，造成表演者的经济损失。因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如果直播表演者的表演，应当取得表演者的授权，并且双方应当约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向表演者支付的费用。如果广播电台、电视台未经表演者许可，现场直播他人表演，属于侵犯表演者权利的行为。
2、现场录音、录像需要获得许可
表演者对自己的表演享有排他的录音、录像权。将表演的录音、录像复制发行，对表演者的经济利益也会产生影响，所以，复制发生其表演的录音、录像的权利，也应属于表演者。凡是对表演者的表演录音、录像以及将录音、录像复制发生的，均应取得表演者的许可，否则将构成对表演者权利的侵犯。不仅如此，取得录音、录像复制发行权的人还不得将复制的录音、录像用于许可权的范围之外，否则也是侵权行为。比如，未经表演者同意，将合法复制的录音用于电视、电影等的声带，即属于侵犯表演者权利的行为。
3、复制、发行现场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需要获得许可
这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增加的内容。将表演录制成音像制品，可以更广泛地传播作品和提高表演者的名声。但是，由于录音、录像制品的广泛发行使用使表演者失去了对自己表演的控制权，构成了与表演者的竞争，使表演者减少应获得的报酬，所以法律规定，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应当取得表演者的许可。这是对表演者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建立了二次使用费请求权制度
4、通过信息网络现场表演需要许可
这也是《著作权法》增加的内容。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录音、录像制品的传播又多一条途径，例如某歌星演唱的歌曲非常容易被制作成MP3，在网络中，任何人都可以很随意地下载到手机或其他载体中，如果放任网络公司随意通过网络传播表演者的表演，这势必影响表演者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所以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增加了该条以保护表演者的利益。
四、组织者如何处理好演唱会的著作权？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现场演唱会复杂的著作权关系，组织者要履行很多的义务，同时履行好了这些义务，这些又将成为自己的权利。那么组织者如何把握好这些纷繁的著作权的权利义务呢？下面将为你支招：
1、如何取得歌曲词曲作者的许可？
取得歌曲词曲作者的许可，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这是演唱会组织者的义务。一场演唱会要演唱几十首歌曲，涉及的词曲作者可能多达上百，演唱会的组织者几乎不可能一一去取得这些词曲作者的许可，那么怎么办呢？著作权在我国由音著协集体管理，一般来讲向音著协一家就可以取得一揽子全部的许可。但是如果有的词曲作者不是音著协的会员，那么这样的一揽子许可并不能全部解决，对于不是会员的词曲作者还要单独取得许可。

2、如何向歌曲的词曲作者支付报酬？
支付词曲作者的报酬也是直接支付到音著协。报酬支付标准，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一般由演出组织与著作权人协商。音著协自己制定了个标准：“按照每场演出应售门票价总额的2.5％预付保底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费，演出主办单位在演出结束后30天内向音著协按每场演出门票收入的7％进行结算。”音著协虽然是民间机构，其制定的标准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但是音著协作为音乐作品的集体管理机构，全国仅此一家，这个标准一般来讲只有接受的份。

3、如何与表演者约定表演者权问题
演唱会的组织者要想获得更大的收益，必须充分开发利用演唱会，可能要现场转播，更多的是将现场演唱会制作成录音、录象发售。组织者想要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和表演者协商，并逐项权利一一取得他们的许可。看起来比较棘手，其实比较简单，一份统一的格式合同就能解决，只是这份协议一定要签仔细一些，该考虑的问题要一一考虑到，该要取得的许可要一一取得。得到这些许可，处理好了那么义务反而成为组织者的权利，成为组织者另外收益的源泉，如果出现一点遗漏，又可能全功尽弃，产生侵权纠纷，辛苦赚取的利益可能全部成了赔偿款。所以这份协议最好让专业的律师来把关，这项工作交由律师处理。

总结：我国民众法律意识淡漠，演出市场还靠所谓的行业惯例和口头约定粗放地规范，我国对演出市场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意识和保护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演唱会的组织者除了不知道尊重他人的著作权外，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王瑜，北京律师，电话：010-5166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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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观念

山东大学法学院 白广亮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中国人权状况》

对公民的荣誉、财富、生命越重视，诉讼程序就越多。
——孟德斯鸠
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被公认为现代人权保障的两大法宝。原因就在于对人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国家，而刑事诉讼又是直接导致国家与个人两个主体相互直接对抗的程序，其中的侦查、羁押和审判后的执行都直接的剥夺诉讼相对人的一种或通常是几种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最基本的权利。因此，把刑事诉讼和人权的保护放在一起考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 人权与刑事羁押的概念辨析
人权是个舶来品,而不是个土特产。人权（human rights）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后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承认所实践。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见仁见智，资产阶级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认识和理解人权，一种就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或不可转让，主要表现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种是实在法意义上的人权，就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参政权等等。 人权也有许多的代名词，比如法国人讲“公共权利”（les droits publics）,英国人说“臣民之权利”（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s）,美国叫做“公民权利”（civil rights） 等等。一般认为，人权就是指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联合国宣言》第2条写到：“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地或其他身份等而有任何区别”。英国人权学者M•Granston认为，“人权可定义为普遍的道德权利：有些权利是非经法律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有些权利是每个人简单的因为其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人权的描述是“人权，或称作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要求维护或有时要求阐明哪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的授予或取消。”
国内有学者将人权分为三种，即：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并对这三者的关系做了细致和详尽的考察。也有人认为“人权实际上就是公民权”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人权的概念之所以会如此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本质和外延的理解不同。我认为人权这个概念至少具有以下性质：
（1）、道德性。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哲学上的人道概念和法学上的权利概念是人权概念的两大构成要素。如果离开人道谈人权就会使人权停留在实在法的规定上，也就是仅有法定人权和实在人权而没有应有权利这个更大的外延；而离开人权空谈人道，则是一种没有保障，流于形式和空泛的人道。人权具有道德性，从根本上说人权是一种需要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支撑的权利。英国哲学家米尔恩把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共同道德归纳为九项，即：善行、尊重生命、公正等等。所以，当这些共同道德和人性连在一起的时候，人权的产生也就有了最基本的条件和渊源。人权可以也应当表现为法定权利，但这绝不是人权的全部内容和含义。
（2）、普遍性。正是基于普遍的共同道德产生的人权当然具有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的存在是不以某些以上所列举的逐如国籍，种族等的不同而不同。人权是一切人享有的，决非某些人的专利，否则人权的基础就会倒塌，人权就不成其为人权。人权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归根结蒂就是人权不是某些人的人权而是全人类的人权。人权就是人所具有的或者所应当具有的权利，是人类普遍的权利。当然，普遍总是通过特殊体现出来，但那只是个形态问题，况且人权的特殊性往往指的是法定权利，因为特殊的国情特殊的时代人们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权但是其应得的最基本的人权仍然是一样的，是普遍存在的。
（3）对抗性。人权从一出生就是个好战者。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1791年的权利法案再到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814年的德国宪章，人权都是因对抗而产生，为对抗而产生，伴随着对抗而产生。美国的独立宣言是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结果，并且在其后的权利法案也是为了对抗政府而产生和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抗，人权就不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人权是人的权利，而权利是要靠斗争来争取的，即使你可以把这种斗争理性化，将它们限于法庭，但斗争的本质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人权对抗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但又不限于国家。
所以，人权是个道德权利，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人权必须得到保障。这一方面是人权理论和人权观念发展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制度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而刑事羁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羁押的本意是指“拘留，拘押” ，就是指以强制力将其对象限制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刑事诉讼中羁押与监禁同意。它即包括审前的拘留羁押，逮捕羁押，也包括审判过程中的羁押和审判后自由刑执行中的羁押。但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羁押是狭义上的，根据国内较新的一本法律词典的解释，羁押就是指“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 。对此概念各国也有不同的说法，在法国刑事羁押原来叫做“预防性羁押”，1970的司法改革改成了“先行羁押”，在德国叫做“待审羁押”，而英美国家一般将它称作“审判前羁押”。我国学者过去通常理解为“审前羁押”，但是为了将起诉后审判中包括审判后判决未生效这一段期间也包含进去，有学者改称为“未决羁押”。我以为，为了表达意义的明确性，将排除执行刑罚的羁押称作“未决羁押”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只要从狭义上理解，只称之为羁押也是不会发生疑义的。
刑事羁押是一种最严格的强制措施，这是因为强制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进行或者预防再次发生犯罪，保全证据，但根据现代的刑法司法理念，人们普遍接受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有罪的宣判生效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而一个国家有没有权力将一个无罪的人予以羁押，剥夺其最基本的自由权？这是现代人权理论应当给予答案的一个问题。刑事羁押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其强制性，它强制性的将一个人的行动限制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并且在相对人不服从的时候还有使用武力的权力。刑事羁押还具有程序性，就是说对任何人实施拘留逮捕并由此带来的羁押都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并且在执行中严格的按照程序执行，否则就构成非法。刑事羁押还具有其他一些基本的属性比如法定性、暂时性等等。
总之，要搞清刑事羁押的合理性，就必须先弄清刑事羁押和人权保护的关系，否则在现代倡导人权的时代，刑事羁押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成问题。
二、 刑事羁押与保障人权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制度、发展水平如何，其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无非有二，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但各国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在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中，准确的追诉和惩罚犯罪人而不伤及无辜侵犯人权是一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利益选择和最高理想。在追究犯罪人与保护无辜、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而必须作出惟一选择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无辜、保障人权，这是现代人权观的必然要求。
刑事羁押与人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刑事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时，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在此，同样有个人权保障的问题。严格的说刑事羁押并不是剥夺了整个人权，而仅仅是剥夺了一部分人权——自由权。美国独立宣言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些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人权的若干内容中有一些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它权利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有些则必须依赖于其它一些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比如，如果没有人身自由权，就不可能有迁徙权。因此，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其它一切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两项前提性权利其它权利就不能真正获得实现，或者能实现也变得极其困难。正如哈耶克所言，这些权利为其他方面以及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提供了“物理可能性” 。
刑事羁押和人权保障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就在于刑事羁押就是要强制性的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并进而影响其它权利的实现。一方面，刑事诉讼的一个目的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对于发现真实的刑诉目的而言，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来作保障，因此现代的刑事诉讼程序从性质上说是反效率的，正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才有了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那么“刑事诉讼法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 而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追诉的目的或者为了预防再犯和保全证据的需要，把犯罪嫌疑人强制于某地，侵犯了其基本人权。刑事诉讼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无辜的人免受刑事追诉，根据无罪推定的理念，对于嫌疑人予于羁押，实在有太大人权损失的风险和道德风险。刑事羁押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各国对刑事羁押的采用均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二者的同一性也就存在于这一矛盾之中，并调和与此。在近现代社会刑事司法中，人们源于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就越来越推崇这样一种原则，即：宁纵勿枉。正如王牧教授说的那样：“罪案是已经发生了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纵了，是事情没办好，已然的犯罪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没有给社会造成新的危害；枉了，不仅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受到惩罚，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能掌握刑事司法的精髓。法律追求秩序，因而它首先是限制恣意横行、无法无天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首先是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法律，逮捕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原则。”而有逮捕所带来的羁押当然更应当遵守这一原则。从根本上说，羁押与人权有着共同的道德基础，一方面，人权是道德权利，不尊重人权的法律制度就不是好的、善的法律制度，它们不人道，而羁押同样源于道德。羁押是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是国家维护秩序保障人权的必要手段，是道德赋予国家的一项责任和义务，所以羁押与人权有着共同的依归，它们有着共同的道德基础，尊重人权成其为人道，正确的有节制的羁押也是人道的。
人权保障与刑事羁押的同一性集中的表现在：1、人权是羁押的根本出发点。国家之所以设立刑事诉讼，就是为了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国家之所以设立刑事诉讼也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也是为了保障人权。2、刑事羁押是人权的重要保障。我们既不能无视羁押对于公民人权的侵害，也不能忽略刑事羁押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如果没有刑事羁押，则犯罪行为得不到纠正。对人权的侵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国家对人权的侵害，另一方面是他人或社会对人权的侵害，刑事羁押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后者。另外人权受到限制也是20世纪宪政的一大特点，反映了人权观念相对化的趋势，限制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和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保障，这是受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根据前者的要求应当尽量的少作羁押，所以现代各国都毫不例外的规定了刑事羁押制度，但同时也都规定了严格的法律控制，希望使这一侵犯降到最低。
三、 刑事人权观和刑事羁押制度的比较性考察
（一）、英美法系
英美国家在刑事领域一般认为法律保障的人权主要是一种个人权利，为公民所享有，人权所要保护的主要就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不得任意的剥夺和限制，与之对应的就是人权保障的制约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认为国家对人权的侵害具有最大的威胁性和危害性，人权保护的中心人物就是被告人，认为被告人在被宣判前是无罪的，但是基于社会防御的目的却被强大的国家机关所限制和制约，理应受到更多的人权关注。在那里，“保护人权成了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适用的首要和基本的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的这种人权观念必然会对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英美国家历来重视“正当程序”，充分保障涉诉公民的合法权利严格限制司法权力成了他们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一理念的来源要溯及到英国的政治学和哲学上去，英国传统的自然权利和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英美国家的刑事人权观，在那里嫌疑人和被告人得到了更大更充分的保障。
制度永远跟着理念走。西方国家，一般施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逮捕分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两种，有证逮捕一般属于事前审查，警察检察官必须向司法官提出申请，由后者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审查，符合条件的签发逮捕令状，否则不予批准。而无证逮捕在现实中被更加广泛的采用，具体包括公民和警察的逮捕两种，但都必须尽快提交司法官进行审查，并且在适用上还有严格的限制，如公民的逮捕必须针对重大犯罪的现行犯或在逃犯。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并不必然带来一定期间的羁押，但它们都受司法官的审查。除了不应当与与羁押的外，无证逮捕带来的羁押的期限一般很短，而有证逮捕的后果，就是较长时间的羁押，但仍有一定的救济途径。“在逮捕时受到司法抑制，在羁押时也受到司法抑制，即保障双重审查” 是英美国家羁押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标准。
在美国，警察对于逮捕的嫌疑人，必须立即将其解送到最近的联邦治安法官或州地方法官处，并且有警察负责“合理根据”的证明，一般而言他们将被传出庭然后将有一些被告知的权利并保证获得律师的帮助，律师与警方都有代表出席，双方可以就是否羁押应否保释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判例要求警察不得有“不合理的拖延”将被捕的嫌疑人提交到法官面前。什么是不合理的拖延，一般认为是6个小时，否则其供诉的自愿性就会受到怀疑。在日本，基于令状主义原则的要求，建立了羁押前的审查制度，司法警察和检察官应当将嫌疑人在法定期限内交给法官，并提出羁押请求，其中“司法警察实施的逮捕提交法官的最长时间为72小时，而检察官提交法官的最长时间是48小时。” 法官应当将犯罪事实告知嫌疑人，并听取其申辩，但日本的这种“羁押质问”是秘密进行的。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人权观与英美国家又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更加重视通过追究惩罚犯罪来保障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并视之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放到了更次一级的层次上。当然，大陆法系国家也并非不重视个人权利，只是相对而言更加看重社会利益。当然，这一刑事人权观也遭到多人的指责，并在最近做了许多的司法改革，将关注更多的投给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卢梭就曾说过，“英国人的自由就是个人摆脱强迫的自由，而法国的自由观则是在政府的权威下人人自由的生活”。这样，政府就更多的考虑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个局部对个人权利有所侵害也在所不惜。
在德国，对于符合羁押理由的嫌疑人，经检察官申请法官一般先行签发羁押命令，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不经过逮捕程序直接羁押，反映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法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三）、两大法系国家刑事人观观念和刑事羁押制度的比较
在观念的层面上，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侧重，英美国家更加侧重于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的关注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我以为，单纯的对个人权利和社会的所谓“集体权利”予于太大的重视都会损害另外一方，这样都会损害人权的普遍性和道德基础。
在制度的层面上，两大法系国家有某些共同的地方，他们都要对逮捕和羁押两方面作出事后或事前的审查，并决定是否羁押及羁押的期限。在德国，受职权主义的影响法官有时可以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进行主动的羁押审查，方式一般也没有英美国家那样绝对强调双方对抗，而仅仅是秘密审查，一般不进行辩论等听审程序。但这并不绝对，现在律师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了。
鉴于羁押对人权的侵害性，所以对羁押行为各国都做了详细严格的限制，归结起来主要在以下方面加以限制：
1羁押目的。羁押的目的，通行的说法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串供，隐匿，毁灭或者伪造证据，保证及时的收集证据，防止嫌疑人逃跑，防止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 但是，羁押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更不能成为积极的惩罚措施。羁押不是刑罚，不应当具有惩罚性。在西方，对于羁押的目的也有两种理由，一是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一是防止发生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般认为前者是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但对于后者争议颇大，站在人权的角度上看，这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和无罪推定的原则。赞成论者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实用主义的考量，因为这一目的有利于社会的防卫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虽然争议一直存在，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羁押的这种目的一直在盛行，或者因为是其工具意义上的重大以至于人们可以放任其对人权的部分侵害吧。当然，人权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对羁押的严格限制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是必要的和必备的。
2 羁押期限。要对羁押作出严格的限制，就必须对羁押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执行，并严格限制羁押的延长。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羁押的期限和延长确立了明确的规则，比如在英国，一般情况下，嫌疑人被逮捕后羁押期限超过24小时，必须予以释放或者向治安法官起诉。对于严重罪，可以延长12小时，但最长的也不能超过96小时。期限一旦被违反，嫌疑人就必须予以释放或者获得保释，且保释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在意大利，对于羁押期限也做了明确的限定。期限有长有短，一般和犯罪的性质，所处的诉讼阶段，嫌疑人的状况有关系，应当作出不同的裁定。
3 场所限制。羁押场所的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是羁押场所的归属是个关系到刑事审判的许多原则能否贯彻的根本性问题。一般而言，在司法审查前的羁押由警察机关负责，而对于审查后的羁押一般都转移到司法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在日本，刑事羁押的场所是监狱，它是由“法务省在全国设置的专门用来关押未决犯的拘置所”完成的，这一机构“独立于司法警察机构，以防止其滥用侦查权” 。
4 救济途径。“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有权利就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危险的，没有保障的，如果对于人身自由侵犯的非法羁押没有任何救济的途径，那么非法羁押就会更加的肆虐，作为重要人权内容的自由权就将失去。英美法国家对非法羁押的救济途径主要是保释和人身保护令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施行申请司法复审制度。
5 羁押条件。并非对于一切的犯罪嫌疑人都应当羁押，只有那些严重犯罪比如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对于有严重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毁灭证据的嫌疑人才有羁押的必要。并且这种条件的认定必须由中立的司法官主持，且相对于逮捕应当有独立的标准。
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刑事羁押的危害性必须限制到最小，必须在程序上设立严格的法律规制，刑事羁押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
四、 刑事羁押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 羁押法定原则
羁押法定原则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在适用的条件，程序，理由，根据，期限，场所，延长，变更等多个方面都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的依法办事，对于羁押的自由裁量应当有一个中立者——司法官进行。在功能上羁押法定原则与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有着相同的作用和价值，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必要和比例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就是羁押的实施不光要坚持羁押法定的原则，还要坚持合目的性，必要性和成比例性。坚持羁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刑事诉讼的进行而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是为了避免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即以坚持程序性目的为主，以坚持实体性目的为辅。必要性就是指，羁押措施具有对人权的严重侵害，若非必须，就尽量不作羁押或少作羁押。比例性原则就是说对于不同的犯罪嫌疑人，不同的案情，不同的诉讼阶段司法官应当作出不同的考虑，作出是否羁押，羁押期限或是否延长的裁定。
（三） 持续性审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