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湖北省邮政市场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12号
《湖北省邮政市场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2月5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省 长 张国光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湖北省邮政市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邮政市场管理,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邮政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经营邮政业务和使用邮政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负责全省邮政市场的行业管理工作。
市、州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当地邮政市场的行业管理工作。
工商、新闻出版、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邮政市场的管理作。
第二章 邮政业务的范围
第四条 下列邮政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
(一)信函、明信片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二)普通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邮资邮简等邮资凭证的发行、销售;
(三)印有“中国邮政”字样明信片的制作;
(四)邮政编码簿、邮票目录和邮票年册的编印与发行;
(五)邮政通信业务的有价证券的制作和发行;
(六)邮发报刊的征订和发行;
(七)国家邮政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由邮政企业专营的其他邮政业务。
第五条 下列邮政业务,邮政企业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
(一)国内平常、挂号邮件和邮包的收寄、投递,国际平信的收寄;
(二)普通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等邮资凭证的销售;
(三)普通邮政汇票的汇兑;
(四)邮发报刊的征订和零售;
(五)县以上邮政企业认为可以委托代办的其他邮政业务。
第六条 下列邮政用品用具的生产,由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实施监制管理:
(一)中国邮政企业标识和邮政专用标志图案、邮旗、邮徽、邮筒(箱);
(二)邮政EMS特快专递封套、普通信封、明信片、特种信封和邮政包装盒(箱);(三)日戳、邮袋、国内邮件袋牌、邮袋封扎带、双孔铅志、棉制蜡线绳、给据邮件条码签;
(四)邮政专用设备和其他需要监制的邮政用品用具。
第七条 非邮政单位和个人申请从事集邮票品的经营,非邮政企业申请从事物品型速递业务的经营,应当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登记,并于登记后的7日内到当地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物品型速递业务的经营还需办理其它审批手续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经营资格
第八条 邮政企业开办邮政业务必须符合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其他证照和审批手续的,应当按规定办理。
第九条 接受委托代办邮政专营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与其代办业务相适应的条件,并与邮政企业签定代办合同,接受邮政行业管理。
第十条 申请生产邮政用品用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当地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逐级报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或国家邮政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生产监制证》。
取得《生产监制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新闻出版、工商和公安机关分别颁发的印刷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治安许可证;
(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或者授权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三)正常生产所需的资金、场地、技术设备条件和质量管理保证体系。
第十一条 申请开办集邮票品集中交易市场(以下简称集邮市场)的单位,应当向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开办集邮市场申请书;
(二)申办单位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三)市场负责人的任用及身份证明;
(四)固定经营场所合法使用的证明文件;
(五)集邮市场管理制度;
(六)开办集邮市场可行性论证报告;
(七)审批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经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批准,申请单位领取《集邮市场开办许可证》后,还应当持此证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后方可开业。
第四章 市场管理
第十二条 邮政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邮政业务,正确使用邮旗、邮徽和邮政专用标志,按规定设置邮政筒(箱)和邮政报刊亭,履行国家规定的普遍服务义务。
第十三条 邮政企业在为用户运投大宗邮件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禁止寄递物品、限量寄递物品的规定;邮政专用车辆必须携带路单。
第十四条 生产邮政用品用具的企业应当按照《生产监制证》核准的规格、品种,生产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信封和其他邮政用品用具。未经监制的信封和其他邮政用品用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购、销售和使用。
邮政企业对使用不符合标准的信封的信件和不符合标准的明信片,可以不予收寄,或者退回寄件人。
第十五条 仿印邮票图案,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或国家邮政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邮政企业制作集邮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上一级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其他单位和个人制作经营集邮品,应当按国家规定,报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或国家邮政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并监制。
经营邮票和集邮品的拍卖业务,应于拍卖活动15日前向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提交邮资票品清单,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六条 下列集邮票品不得进入集邮市场,经营者不得经营:
(一)现行通信使用的普通邮票;
(二)伪造、变造的邮票;(三)先于发行日期发行的邮资凭证;(四)未经省级以上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批准并监制的集邮品;(五)走私进口的其他国家(地区)发行的邮票及其制作品;(六)国家禁止流通的其他集邮票品。伪造、变造、走私进口等禁止流通的邮票和集邮品的鉴定权属国家邮政行业主管部门或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
第十七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从事邮政专营业务以外的其他邮政业务的申请,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当从提出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十八条 集邮市场开办许可证有效期为二年,信封和其他邮政用品用具的生产监制证有效期为三年。许可证和监制证期满前三个月,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当地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提出复审申请。未经复审或者复审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邮政执法人员在对邮政企业和其他经营邮政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调查、询问被检查单位和当事人;
(二)进入涉嫌违法经营邮政专营业务的场所实施检查;
(三)查阅或者复制与违反邮政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有关的文件、单据凭证、帐簿和其他资料;
(四)检查与违反邮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有关的物品;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条 邮政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实施处罚决定时,必须出具处罚通知书和财政部门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没款按行政罚没规定处理;其他行政机关罚没的通信邮票应当按规定拍卖,拍卖价不得低于邮票面值,拍卖未成交的,登记造册后销毁。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经营或超经营范围经营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邮政法实施细则》给予处罚。
擅自经营或超经营范围经营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危害国家信息安全或者侵犯公民通信秘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经营邮政企业其他专营业务的,由邮政行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
第二十二条 申请从事物品型速递业务的非邮政企业,未按本办法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当地邮政行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邮政企业及其服务网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邮政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生产监制证》擅自生产或者冒用其他企业监制证号生产邮政用品用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已经取得《生产监制证》,但生产的邮政用品用具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罚;情节严重的,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撤销其《生产监制证》。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领取《集邮市场开办许可证》,擅自从事集邮票品经营活动,或者经营国家禁止流通的邮票和集邮品,或者未经批准仿印邮票图案,分别由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处罚。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指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界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邮政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