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清/杨心忠 最高人民法院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制度，是一项设计十分精巧的法律制度，在各国保险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关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非常成熟。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较短，整个行业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对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我国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业务实践也不够成熟，立法司法也相对滞后。本文着重对代位求偿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限制事由进行分析，包括行使名义限制、行使对象限制、行使金额限制以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弃权等一系列法律限制和自我限制，以期完善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律体系，使代位求偿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并逐渐发挥其作用。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名义的限制

早期保险人均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但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以及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现在许多国家承认保险人既可以自己的名义，也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请求给付。英国的保险判例认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原则上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请求第三者赔偿。[1]根据《英国财产法》第136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后，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可见，对于代位求偿权的移转英国似乎采取请求代位主义，而非当然代位主义。因此，在被保险人尚未以法定形式将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保险人时，债权还未发生转移，保险人还不是赔偿权利人，因此，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而在被保险人为法定的让与行为之后，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其自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英国财产法》以被保险人是否履行法定的债权转让形式而作出区分规定的原因。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应以何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代位求偿权在本质上是债权转让，是债的主体的变更，代位权一经产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便移转与保险人，保险人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保险人自得以其自己的名义行使。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9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等即明确规定在诉讼时，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倾向是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债务人）请求或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代位求偿方式。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更符合我国的诉讼实践。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限制

保险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的，应当向因造成标的物损害而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第三人求偿，即应当向在债权转让之前对被保险人具有损害赔偿义务的第三人请求赔偿。但是，第三人的范围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各国一般都禁止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否则，将不能实现财产保险损害填补之目的。因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与被保险人具有密切的联系，被保险人组成人员造成的损失常须由被保险人来承担责任，而被保险人家庭成员间密切的人身关系常常决定了其财产上的密切联系，它们在经济上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被保险人受到损失的，其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反之亦然。如果允许保险人在赔偿后可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实际上是又向被保险人索回了赔偿，等于让被保险人自己承担损失，无法实现保险的目的。而在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则不影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我国《保险法》第62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由于《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我们认为，对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与把握，对其可以界定为：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连续性，且相互间进行扶养、扶助或赡养的成员。由于家庭成员与近亲属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对于在血缘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血亲，如伯、叔、姑与侄、侄女，舅、姨与甥、甥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也应当作为家庭成员来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应作狭义的理解，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和代理人等，这部分人常是代替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金额的限制

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不得超过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代位求偿权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对于保险人已赔付的部分，被保险人相应部分的损失已得到填补，就该部分损失，其不得再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保险人在其赔偿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否则，保险人将构成不当得利。如果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取得的赔偿金超出了其已支付的保险金，保险人应将超出部分返还给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本是被保险人的权利，保险人仅在其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其支付范围内的赔偿请求权仍应由被保险人享有，所以，保险人取得的超过其赔偿金范围的数额应退还给被保险人。第三人也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我国《保险法》第60条、《海商法》第254条对此作出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1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可向第三人请求其未受补偿的部分，保险人可基于其代位求偿权要求第三人为相应的给付。如果第三人的清偿能力难以同时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和保险人的代位权时，是优先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还是保险人的代位权？我们认为，从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来看，优先实现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更符合立法本意。保险人只能在被保险人获得全部损失补偿后，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代位权，除非保险合同中适用了比例分摊的条款。[2]

四、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分析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往往有以下几种原因：1.因利益冲突而放弃。比如说，在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追偿主要是在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因此保险公司不能只考虑追偿收益而不考虑追偿责任，追偿收益和追偿责任相互抵消后，只是在原地打了个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通过协议约定互相不进行追偿，比如英国和加拿大，汽车保险人之间达成的“撞撞协议”，是指保险人之间的协议，双方同意不管依各自的保单各自的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获得保险金，保险人都予以理赔，并尽力劝阻各自的被保险人不要向对方提出索赔。2.因利害关系的影响而放弃。比如追偿成本支出较大，追偿产生的费用可能超过可得利益，为了避免“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尴尬局面，或考虑到应保持与有关方面的良好关系等等，保险人往往会放弃代位求偿权。3.因保险人法律观念淡薄而放弃。目前在国内保险业务中代位求偿十分不受重视，很多保险公司尚未成立专门的代位追偿部门，也未把代位求偿结果列入保险业经营考核指标，这都不利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

（二）保险人放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条件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之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便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取得了从被保险人转移而来的向第三人的债权请求权。对于该项权利，保险人在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前提下，可以对其享有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进行自由的处分甚至放弃，法律无需加以限制。保险人可以放弃期待中的代位求偿权也可以放弃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将来条件成就情况下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可能，这种权利便是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可以通过合同的约定或订立特别协议，与被保险人协议约定放弃其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如果这样，在保险事故由第三人造成的情况下，保险人即使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也再无权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若保险事故是由第三人造成，并且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其便取得了向第三人代位求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立即付诸实现，因此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这种权利保险人同样可以放弃。不过，不论是期待下的还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要想放弃，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行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保险人放弃的权利必须是法律允许放弃的权利，保险人不得因放弃该项权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第二，保险人必须是自愿放弃行使代位求偿权。弃权行为是保险人对自己所享有权利的自由处分，保险人的意思表示需要真实。如果保险人在受欺诈或胁迫等情形下作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不能认为是真实的，该弃权行为无效；第三，保险人需要无保留地放弃代位求偿权。如果保险人在放弃代位求偿权时作出保留，则其仍可能对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应避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不合理放弃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是使致害第三人逃避了相关的民事责任，无形中纵容了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等；二是阻却保险公司自身效益的提高。之前我国保险市场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垄断经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业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剧，保险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代位求偿逐渐显示出了其优越性，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更多利润。尤其是在涉外业务中，保险代位求偿已发挥了较大作用。原因是涉外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数额巨大，不追偿就可能严重影响保险业的发展。然而国内保险业务代位求偿受重视程度仍然不高。鉴于放弃代位求偿权行使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格外重视代位求偿权的存在，提高代位求偿的意识，维护代位求偿制度的行使，这样不仅能够使保险人从中获得利润，也能促进代位求偿制度的健康发展，达到多赢的效果。

五、被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中保险人享有并不优于被保险人原有的对第三人的权利，若该权利存在“瑕疵”，如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与第三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则第三人的抗辩权不因债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仍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理由对抗保险人。在此情况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有损害或丧失的危险。所以法律从后果的角度，对被保险人权利放弃行为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一）保险合同订立前的弃权

保险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达成免责条款，此时因为还不存在保险合同，故与保险代位求偿权无涉，其弃权行为有效。第三人因此可以取得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抗辩事由。

问题是，保险人能否因此对抗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理论上则认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被保险人预先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已知或应知其事实，保险人应受被保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约束。[3]在发生保险事故后，第三人因为被保险人预先放弃赔偿请求权而取得之利益，可以有效对抗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具体到实践中，又有以下四种情形。

1.保险合同的明确约定。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为，保险合同对其后果已有约定的，应依照其约定来确定保险责任的大小及有无。如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减扣部分保险金的或者保险人声明被保险人的此放弃行为对保险人无效的，该约定应具有溯及力，保险人可依照约定行事。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明确约定，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投保人该事实时，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那么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根据告知的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及是否提高保险费率。

3.被保险人的恶意。保险人若能举证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恶意，即故意以损害保险人代位权为目的的，保险人则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

4.保险人已知的事实。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被保险人放弃的事实或在通常业务中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此种条款的，则应承担保险责任。如在海上货物运输方面，各国普遍承认承运人非完全过失责任制，对于航海过失和管理船舶过失造成的货损，承运人是免责的。另外，在国际上船舶拖航合同中几乎毫无例外地约定，拖轮、引航员对任何损失不负责任。对此类条款，被保险人无须告知保险人，也不能因此视为被保险人损害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通知精神的通知

国资发综合〔2010〕136号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通知精神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以下简称《通知》）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安委办〔2010〕15号），全面提高中央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切实把握《通知》的精神实质

　　《通知》是在我国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通知》的传达学习，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干部、员工学习《通知》精神，特别是中央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通知》精神实质，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生产有可靠保障的基础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管理、制度、标准和技术等方面，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坚持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责任追究，实现安全生产的标本兼治和长治久安。

　　二、立足当前，重点解决安全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

　　各中央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针对中央企业部分基层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流于形式、技术保障和组织保障存在严重不足、盲目赶工期和抢进度等突出问题，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增强安全生产执行力。

　　各中央企业要加强对所属独资及控股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将其纳入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对项目建设、收购、并购、转让、运行、停产等影响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实行报批制度，严格安全生产的检查、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对参股企业，各中央企业要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建议参股企业明确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要求等。要重新审视集团安全生产管控模式和工作机制，调整组织架构，改进决策程序，优化管理流程，加强过程监控，提高执行效率，进一步增强集团管控安全生产的能力。要大力改进总部的工作方式，增强总部各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协同和对所属企业的指导、监督能力，确保集团决策指令能够准确高效执行。

　　各中央企业要按照“一岗双责”的原则，认真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责任要覆盖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要明确各岗位的具体责任，并切实抓好监督落实。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做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要严格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确保每个员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程，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的发生。

　　（二）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改，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各中央企业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并切实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工作。重点行业的中央企业，要继续做好关键环节、重要部位、重点设备及重大危险源等的专项排查及监测工作。煤炭企业要认真开展瓦斯治理，专家会诊，查找突出问题，其他高危行业要结合重大危险源，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对查出的隐患，要按照定措施、定预案、定资金、定时限、定责任人的“五定”原则，切实整改，落实到位。对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要实行分级管理、挂牌督办、动态监控；对严重危及安全生产的必须停产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对隐患整改不力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要追究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三）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

　　各中央企业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使广大职工做到知其任、明其责、尽其职，要着力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素质，增强防范安全事故和应急救援的能力。要重点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培训要增强针对性，教材要简单易懂，便于执行，培训不合格的，一律不能上岗。

　　（四）强化作业现场监管，加强对分包单位的管理。

　　各中央企业要加强作业现场管理，强化生产现场的管控，要突出查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行为，安全教育不合格、危险辨识和风险评估不到位、安全稽查监管不健全的承包商，一律不得进入企业生产作业现场，煤矿、非煤矿山企业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现场带班制度。

　　各中央企业要加强对分包队伍的管理，把分包队伍和人员纳入企业的统一管理，严禁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施工等行为，坚决杜绝使用无资质、假冒资质、借用资质的分包商，严肃追究违反此规定的项目业主、承包方等各方责任。中央企业要加强班组建设，把班组建设作为企业抓基础、抓管理、全面提升安全保障和安全发展能力的重要载体。要落实班前会、安全技术交底等制度，认真填写安全检查记录和交接班记录，使全体员工对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了然于胸。

　　（五）坚持合法经营，开展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各中央企业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集中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安委〔2010〕5号）要求，立即开展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全面自查整改工作。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立即整改，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涉及煤矿和建设领域的企业，要坚决制止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的生产行为。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非法违法问题较多的单位要下大力气整治，该停产整顿的要坚决停产整顿，该关闭的要坚决关闭，该取缔的要坚决取缔；要做好迎接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检查、抽查、督查工作的准备，积极支持和配合各级政府部门。

　　各中央企业要认真总结和反思在此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同类问题重复出现。请各中央企业将组织开展的工作情况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于11月10日前书面报送国资委。10月份，国资委将重点对煤炭、建设领域企业进行督查。

　　三、着眼长远，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

　　各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以贯彻落实《通知》为契机，结合企业实际，认真探索安全生产发展规律，增强预测预警预控能力，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

　　（一）加快布局结构调整，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各中央企业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切实做到安全生产与企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考虑、同时实施。要按照国资委确定的主业优化产业布局，严控投资方向，谨慎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和领域，特别要防止盲目扩张、盲目做大。对拟兼并重组的企业，要严格开展包括安全生产条件在内的尽职调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签订并购协议；已兼并重组的企业要尽快进行内部资源和文化整合，通过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才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幅度提升集约化管理效率。要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包括安全性能低下、危及安全生产的产能。要积极应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安全保障水平。

　　（二）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不断创新安全监管方式。

　　各中央企业要继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从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技术标准体系、责任体系、风险控制体系、教育体系、监督保证体系等方面进行梳理，通过强化岗位培训、过程督查、结果考核、总结反馈、持续改进等环节，落实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控制，确保体系的有效运转。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融入管理体系建设中，提高标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安全生产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各中央企业要按照《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建立与企业安全生产任务相适应的机构和队伍，特别是国资委安全生产监管的一类企业，没有建立独立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的要抓紧建立，并配备相应专业、专职的安全生产监管人员，逐步形成以注册安全工程师为主体的高素质监管队伍。要按照分级监管原则，积极探索和创新对所属企业的安全监管方式，安全生产管理任务重的企业，可向所属企业和重点工程派驻安全生产总监，实行监督和管理相对分离，逐步形成企业安全生产的有效制约机制。

　　（三）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实施“科技兴安”战略。

　　各中央企业要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加大安全生产投入，高危行业的中央企业要率先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和防护设备，在《通知》要求的时限内，尽早完成。中央企业要积极开展安全科技研发，加快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设备的换代升级，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水平。要加大与科研院所合作交流力度，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安全技术难题。要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广国内外已经成熟的灾害治理、事故预防和抢险救灾等科研成果，加快推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现实安全保障能力转化。要建立、完善安全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安全信息化水平。要强化企业技术管理机构的安全职能，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技术管理负责制，强化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技术决策和指挥权。

　　（四）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企业应急能力建设。

　　各中央企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健全安全预警管理机制，加强企业内部以及中央企业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实救灾抢险物资储备，主动与地方政府做好预案的衔接，加强预案的编制、评审、培训和演练，全面提高企业处置突发事故的能力。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应急救援队伍，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应对安全突发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中继续发挥顶梁柱作用。

　　（五）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树立安全生产核心价值观。

　　各中央企业要着力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广泛宣传“要安全的效益、不要带血的利润”、“安全是效益、安全是品牌”和“铁腕治安全”的管理理念，使安全文化深入人心，得到广大干部员工的理解和认同，成为企业广大干部员工共同的安全需求和价值取向，促进安全生产由“全员参与”向“全员责任”转变，由“被动执行”向“主动负责”转变，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将安全生产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体系。

　　四、加强考核，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

　　（一）加大惩处力度，严格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各中央企业要按照国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健全企业内部的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惩处力度，严肃追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对于连续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基层单位，除执行有关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规定以外，要对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对连续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企业，除执行有关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规定以外，要追究上一级企业有关负责人责任。

　　（二）建立安全考核机制，加强内部安全生产考核。

　　各中央企业要建立企业内部安全生产考核制度，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对于存在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机构长期不按要求设置、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治理、安全生产费用不到位、安全技术无保障等问题的单位，要对单位有关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并在业绩考核中给予扣分或降级处理，问题严重的，要追究有关负责人责任。

　　（三）强化出资人监管，严格安全考核和责任追究。

　　国资委将在《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中央企业的安全生产考核，从严、从重执行扣分和降级标准；对连续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中央企业，国资委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对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国资委将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对有关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