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保英 上海政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并用/行政行为
内容提要: 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与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基于此，必须确立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明确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规范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


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条既是对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确立，又是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基础，因为该条仅仅将行政主体对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处罚的种类限定在罚款这种单一处罚种类上，即是说，两种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可以合并使用。对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行政法学界并没有给予广泛关注,[1]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系统研究。
一、行政处罚并用的行政法理
所谓行政处罚并用，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种以上罚则的行政处罚。首先，行政处罚并用发生在行政处罚的适用中，即发生在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实际处罚的过程中。只有当行政主体将法律规定与行政违法行为结合起来处置时才会发生处罚并用问题。进一步讲，行政处罚并用不是一个立法层面或者行政处罚制度层面的问题。《行政处罚法》有行政处罚适用的专门规定，但在对行政处罚适用作规定时没有针对行政处罚并用作出规定，这便为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运作带来了麻烦。其次，行政处罚并用的违法行为是“一”，而不是“二”或更大的行为数量。即是说，一个违法行为和两个以上违法行为是区分行政处罚并用的前提条件，对于当事人在同一状态下的两个违法行为适用两种处罚不是处罚并用。由于违法行为中的“一”是处罚并用概念的前提，因此，行政处罚并用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行政主体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再次，行政处罚并用是两个不同罚则的合并使用，而不是一个罚则的重复使用。罚则本是行政处罚理论中的一个较为原始的概念，它是就行政处罚的具体形式而论的，《行政处罚法》将行政处罚罚则的概念用行政处罚种类的概念予以取代，这种取代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2]两个以上不同罚则的混合使用是行政处罚并用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人处置的力度。最后，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为为标的的，而不是以违法行为人为标的的。换言之，行政处罚并用是一个违法行为中的并用，而不是针对一个当事人的并用，行为是并用的基础，行政相对人的数量、行政相对人的形式都与并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上列诸点是行政处罚并用质的规定性。那么，行政处罚并用的行政法理究竟为何呢？这是行政处罚并用理论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对此，笔者将从以下方面予以解释。
第一，从违法竞合的角度解释。所谓违法竞合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人[3]一个违法行为触犯了两个以上行政法条款的情形。行政违法行为比刑事、民事违法行为在法治实践中的表现都要复杂一些，这既由行政处罚规范事态的复杂性所决定，又由行政违法行为发生概率相对较高所决定。前者是说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设定是最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设定的社会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4]其所设定关系的复杂性使介人其中的行为所触及到的关系亦相对较多。例如，一个违反广告法的行政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到产品质量法关系、消费者权益法关系、文化行政法关系等等。后者是说行政违法在所有违法行为中发生的概率是最高的，要比民事、刑事违法率高出上万倍。行政法本身就是一个类的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群，在这一类的概念之下，有诸多具体的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亦设定了诸多具体的禁止性事项。行政违法行为人一个行为常常置于无数行政法规范的包围之中，而包围这一违法行为的行政法规范都可能没有相应的处罚形式。在行政法适用中，每个行政法规范都可以对行政相对人的某一行为说不，这便决定了一个违法行为通过多个法律设定的不同处罚种类予以处罚的情形，这是行政处罚并用的第一个行政法理解释。在行政法适用中，一个法典中的不同条文、几个规制同一事项的不同法典、一个规定两个完全不同事项的行政法典[5]都可能导致处罚并用的发生。
第二，从过罚相当的角度解释。过罚相当或称过与罚相适应是从刑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移植过来的。刑事法律中的罪刑相适应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必须负责任，而所负责任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本身的危害后果要一致起来，不能出现罪与刑的脱节。“当然，这种把惩罚的严厉程度和犯罪的严重程度加以联系的方式要受到许多难题的困扰，假如我们想要严格地按字面来理解它的话。这些难题中最首要的难题是相当平常的：即使可能把所有犯罪都按相对的严重程度加以排列，我们进行比较的出发点或基础也必须是一种犯罪，对这种犯罪的刑罚是法定的而不是通过同其他犯罪的比较而予确定。我们必须从某一点出发，而且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倾向于是对某一特定犯罪的传统或通常的惩罚。其次，什么东西介于犯罪导致的客观危害和引起该犯罪的主观恶意之间而成为‘严重性’的尺度，是不明确的。过失导致一个城市的毁灭比故意伤害一名警察更恶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者？第三，如果提到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依靠人的判断能揭示并且比较不同人的动机、诱惑、机会和恶性吗？无疑，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犯罪的种类只是模糊地体现着实际发生的具体犯罪，那么我们就可能接近这样一种思想，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同各不同犯罪的不同‘罪恶’或严重程度相适应。我们可以在故意伤害和非故意伤害之间作出几点大体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承认诱惑和软弱的标准之类型，并且使用这些标准的类型来减轻或加重对一特定种类犯罪的标准之惩罚的严厉程度。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样一种大体的传统之标准的社会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它只是大体上的。” [6]行政处罚中过罚相适应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人实施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要与其最后承担的处罚责任对应起来。此处所讲的对应既包括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质相对应，又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量相对应。质的对应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精神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精神责任，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物质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我国将当事人违法行为分为营业性与非营业性并分别给予不同处罚的制度就充分考虑了行为的质，即违法行为及其责任在质上的适应性。量的对应则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程度如果能够用数量计算或者能够作出非常间接的量上的估算，其所负的责任应当与危害的程度在量上对应。行政处罚的责任形式即罚则是非常有限的，《行政处罚法》仅仅将处罚种类限制在六类，这与刑事处罚的责任形式不可比拟，尤其与行政处罚制裁的量无可比拟。以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行政拘留为例，最高期限亦仅仅为15日，但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状况以及法律关于行政处罚适用范畴的状况却是另一种格局。质言之，我国行政处罚的罚则与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类型和违法行为的性质基本上是对应不起来的，即罚则的量度低于违法行为的量度，这在单个行政处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那么，处罚并用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3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即此一违法行为只有将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用才能做到过与罚相适应。
第三，从执法体制的角度解释。行政法的适用与行政执法体制的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执法体制会使行政处罚的适用呈现不同的状态。这中间的关系原理基本上是这样的：执法体制愈分散，行政处罚适用就愈分散，导致行政处罚并用的状态愈少。因为分散的执法体制将导致各个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行使管理权，对于了一个行为违反其他法律的情形可以不予过问；执法体制愈集中，行政处罚适用就愈集中，反之，行政处罚的并用则会增多，因为，集中的执法制度常常将违反两种不同法律的违法行为并而处置，合并处置的结果便是行政处罚的并用。《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该条为我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依该条规定，在多年尝试的基础上，[7]2002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使我国行政处罚机制相对集中，集中以后一个行政执法部门能够行使多个部门的处罚权限，其有权利对一个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情形作出全面判断，对一个违法行为所触犯的多个行政法条文的情形了如指掌。如城市管理领域的执法主体集中了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若干方面的处罚权，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上列规定的情形便可导致处罚并用。
第四，从违法主体的特殊类型解释。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政违法行为为对象的，即并用是针对一定行为的并用，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当我们分析违法行为时不能不联系到违法行为的实施者，即违法行为的主体。主体是行为的发动者，是行为过程的决定者，是行为结果的受益者或承受者。因此，当一个行政主体针对某一个违法行为确定并用时，它将并用的罚则与违法行为的责任人结合起来。事实上，违法行为的“一”并不必然代表行为主体的“一”，即一个违法行为的行为主体常常有多元化的倾向，要么两个主体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要么作为组织的主体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作为组织中的个人则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决定者。处罚机关要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进行责任分担，也就是说，行政主体针对一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要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并用两个以上的处罚，对于每个主体而言，处罚种类可能是一个，但对于违法行为而言处罚种类则是一种并用状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9条规定，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部门除由相应的企事业单位承担责任外，相关的责任人员亦应承担责任。事实上，环境保护机关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对于一个违法行为常并用两个以上的行政处罚形式，一个是针对违法行为中的法人，另一个则是针对直接责任人。行政相对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亦可能带来在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
综上，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具有深刻的行政法理。
二、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类型
在行政行为理论中，有诸多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这些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对于我们研究行政处罚并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一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共同行政行为，而共同行政行为本身还有诸多的具体类型，如行为主体为两个以上，行为对象是一个的称为积极的共同行政行为；行为主体为一个，行为对象为多个的称为消极的共同行政行为，两方都为两个以上的则称之为混合的共同行政行为。共同行政行为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分析行政处罚并用，尤其在行政处罚并用类型的划分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对一个行政相对人作了两个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而这样的处罚就存在于共同行政行为之中。第二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复合式行政行为，即一个总的行政行为之中包括了若干不同层次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一个主行政行为中包括了若干从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主行政行为由一个从行政行为支撑等。行政行为类型理论在我国是需要予以完善的，由于本部分主要是针对处罚并用类型的研究，行政行为的类型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予展开讨论，但无论如何行政行为的分类理论对行政处罚并用的类型有决定性意义。综观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下列类型。
其一，一个单一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所谓一个单一违法行为，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一种单一状态的违法行为情形。在单一违法行为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单一的，或者是一个自然人，或者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违法行为中的自然人或法人是唯一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如在法人违法的情形下只有法人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法律没有要求法人中的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负连带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此条的处罚对象是法人，而对其进行的处罚形式是三种处罚的并用；在单一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违法行为也是单一的，即当事人所违反的是一个法律规范的规定，而不是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规定。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7条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渔业法》第8条规定，擅自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该条规定对一个当事人、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了三种类型的处罚形式，即驱逐出境、罚款和没收。单一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羁束的行政行为，即处罚机关必须将两种以上的行政处罚合并使用，没有裁量的余地。
其二，一个复合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没有复合违法这个概念， [8]但是，在行政诉讼中诸多共同行政诉讼，尤其被告为两个以上的积极共同诉讼就是由行政相对人的合并违法引起的。所谓复合违法，是指一个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但这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在复合违法的状态下，行为主体是一个，即或者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行为人的行为也是一个，就是说行为人只有一个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一个，但其所违反的行政法规则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相当于刑事法律中的牵连犯，就是行为人为了实施一个犯罪而触犯了另一个罪名。 [9]一个复合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中的并用不是由某一单一法律规范框定的，只有当行政主体对某一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时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复合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当予以处罚并用。如违法行为人为了从事医疗行业的活动，在没有办理卫生许可、工商许可、税务许可的情况下便开展医治活动，并在医治中造成了事故。当事人这一违法行为对于当事人来讲主观故意只有一个，危害后果甚至也是一个，但是，该行为却违反了工商行政法、卫生行政法、税务行政法、治安处罚法等四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显然，对于当事人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用复合式违法进行定性，而这样的复合式违法所带来的必然是合并式行政处罚。进一步讲，行政相对人要承担各个部门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形式，或者被取缔、或者被没收财产、或者被罚款、或者被治安拘留。上列诸种都可以同时用于行政相对人此一种违法行为上。
其三，一个单一违法行为中复合主体的处罚并用。依据共同行政行为理论，一个行政主体常常对多个违法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在一个同一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涉及到了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同样行政行为是共同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在这个共同行政行为中有多个当事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关系，虽从诉讼理论中将这些行政行为称为同样行政行为，但就整个行为过程看则是一个共同行政行为，因为引起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是一个，这一行政行为中的权利和义务也基本上是一个，只是权利义务主体中的行政主体为“一”而相对一方为“多”，这种“一”与“多”同时存在于一个法律事实之中。还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同样行政行为是从大的行为类型而论的，比如都是行政处罚行为。而行为的具体形式则是不同的，正是这种行为形式的不相同性使行政处罚合并有了存在空间。同一行政行为则是指行政主体的一个行政行为中涉及的行政相对人其权利义务不可分割，而在同样行政行为下权利和义务则可以予以分割。例如，五个农民在自己的责任田上违法联合建起一栋楼房，行政机关可以作一个行政处罚行为，其中的权利义务对五人都有利害关系，这便是一个同一行政行为，而当事人则是多个。再如治安违法中，若干肇事者共同实施一个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对若干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行政行为，其中各个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够被分离开来。这两种情形的复合主体都可以带来行政处罚的并用。如上述后一例子中，公安机关可以对五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并用罚款、行政拘留、警告等不同的罚则，在这种情况下，并用是对一个行为而言的，不同主体可能承受了不同的处罚种类。在上述前一例子中，土地管理机关可以并用拆除违章建筑、罚款没收一定财物、警告等不同的罚则，但这几个不同罚则所面对的主体是相同的。
其四，一个复合违法行为中复合主体的处罚并用。行政违法行为的复合性与行政违法主体的复合 性没有必然联系，而二者也没有理论上的可比性。即是说，复合性违法行为可以是一个主体实施的，也可以是多个主体共同实施的。反过来说，多个主体即可以实施一个单一的违法行为，又可以实施我们称之为复合式的违法行为。二者虽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但是，复合式主体实施复合的行政违法行为都足以构成行政处罚并用的一个独立类型。具体地讲，在一个违法行为的状态下，从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看是多个违法情形，即这一行为违反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而在这一违法行为中，主体是多个当事人。例如，在某一林木违法的行政案件中，三个当事人为了通过从林区运走木材获取非法利益而纠集在一起，并作了适当分工，由甲负责从林区收购木材，由乙将收购的木材转移出山，由丙将木材从林区运往销赃地。这三个人实施的行为分别违反了林业管理的三个法律规定，即非法收购木材、无出山证将木材转移出山，无准运证运输木材。这三个违法行为人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共同实施者，但三个人的行为却触犯了三个不同的行政法规范，而且三个规范中的处罚形式亦有所不同。林业管理机关只能将该案件作为一个违法行为来处理，而这一违法行为的主体和行为状态都是复合性的。此种情形引起的处罚并用非常复杂，即可以并用于每一个不同的当事人，也可以分别并用于三个不同的当事人。
其五，处罚对象二元型处罚并用。我们知道，在行政法律责任理论中，存在连带责任的理论。所谓连带责任，是指在一个违法行为中，由一个行政责任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他相关责任人将主要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予以适当分配的责任形式。连带责任中责任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而它们共同对一个违法行为负责。一般的法律条文对于这种连带责任都有所反映，当然，前提是具有连带责任存在的条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7条规定：“违反本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74条也有一个类似规定，在这一规定中，处罚对象是二元型的，即既要处罚作为法人的组织，又要处罚作为法人中的自然人，一般是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我国有关环境违法处罚中的情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而行政机关在制作行政处罚书时将二元写在一起， [10]并用不同的处罚种类。
三、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指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要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的各项规定，保证全面、正确地实施行政处罚法，促进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严格依法行政。” [11]《行政处罚法》第4条也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由此可见，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和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笔者对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提出下列建议。
（一）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适用作了不少原则和制度上的规定，就制度规定而论，规定了行政处罚中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制度、行政处罚责任追究的年龄等等。就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而论，如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实际上是对处罚与纠正违法行为相结合原则的规定，尤其规定对于行政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罚法》在规定罚款不得并用时，对其他形式处罚的并用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罚款与其他行政处罚可以并用；另一方面，其他行政处罚相互之间可以并用。由于诸种行政处罚形式几乎都可以并用，这必然使行政处罚的操作遇到诸多障碍。在笔者看来，由于《行政处罚法》是在我国行政处罚实施的规范化程度和行政处罚制度化程度还不高的背景下制定的，因此没有对行政处罚并用的原则作出规定。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处罚并用的制度规则甚至原则，但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寻求相应的原则，正如杰尼索夫所指出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得借口立法的不完备而不解决案件。他们应解决在法律中寻找不到直接答案的问题。在某些案件中立法如不完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则采用类推的方法—法律的类推与法的类推。这种方法即是对于某一事物引用规定最相似之条款或就该国立法与政策之总精神而引用适当的条款。如法律中对于如何解决该具体案件如无直接的指示，就应该根据与该事件最相适合的法律来解决，或根据国家立法的总原理与政府的政策（法的类推）来解决。” [12]即是说，行政机关必须依相应的原则实施处罚并用。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总则部分规定的公平原则、公正原则、过罚相适应等原则应当是第一层次的原则；第二层次的原则应当是有关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如罚款不能并用原则等；第三层次的原则应当是行政处罚并用的独有原则。笔者认为，质量对应原则应当成为处罚并用的特有原则，即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种类、确定处罚中何种处罚为主、何种为辅。如果某一处罚使一违法行为人的过错和责任对应起来了，此时就不应当再选择新的处罚种类，即应当排斥并用。
（二）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我国目前行政法规范中除了罚款不能并用两次外，对其他并用似乎没有限制，主要体现为：一是我国法律在规定处罚并用时，几乎都是羁束性规定，即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必须将两个不同的行政处罚形式共同使用，而不是选择是否合并使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3条规定：“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规定的三个处罚形式似乎是处罚机关必须选择的。二是我国相关法律文件虽没有规定处罚并用，但也没有规定禁止并用的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203条规定：“违反本法第35条的规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书、维修许可证书而从事生产维修活动的，违反本法第92条、第147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取得公共航空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通用航运经营许可证而从事公共航空运输或者经营性通用航空的，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生产、维修或者经营活动。”该条虽只规定了一种处罚形式，但并没有禁止行政机关并用其他处罚手段。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就常常在法律规定只有一种处罚形式的情况下并用其他处罚形式。上述表明，国家应当通过法律规范对行政处罚并用作一些禁止性规定。首先，可以规定在法律规定只有一种处罚形式的情况下禁止行政机关并用其他处罚，这样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并不多余，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在《行政处罚法》中设立修正案的方式、或者制定单行法典的方式确立这样的制度，换言之，该制度的确立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其次，法律应当禁止两种处罚种类接近的处罚形式的并用。例如罚款、没收财物、退还原物等基本上都是经济性制裁，若干种经济性制裁同时使用既可能让行政相对人无法承受，又有可能无法执行。再次，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并用的种类，如可以禁止在经济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精神处罚的并用，或在精神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经济处罚的并用。
（三）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履行原由多个部门行使的职权。” [13]显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行政处罚的主体由原来的相对分散化变得相对集中化。行政处罚并用是基于一个违法行为而论的，依行政法理论，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由一个主体追究责任，如果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确实违反了多个行政法规范，对多个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造成了阻滞，那么，多头部门应当具有追究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权利。但是，这样的追究同样不能分散进行，而应当集中以后进行，即若干行政机关可以针对当事人的这一行为实施一个共同行政行为。在这种共同行政行为中，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而不是多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形将会增多，正如前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政机关行使了多个领域的处罚权，必须将一个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规范的情形予以集中和统一。由此而论，行政处罚并用的主体应当通过法律手段限定为一个主体。
（四）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行政处罚法》本身就是一个有关行政处罚的程序法，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的程序条款，如行政处罚设定的程序，行政处罚管辖、行政处罚适用，尤其关于行政处罚的决定规定了三个相互联系的程序规则，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等。当然，还规定了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其中一些程序规定是非常具体的，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该法对行政处罚决定规定了四种情形，包括应受处罚的情形、不予处罚的情形、不得给予处罚的情形、案件移送的情形。这些规定从表层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若从深层分析则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没有涉及到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问题，而我国的一些部门行政管理法在规定行政处罚并用以后亦没有规定并用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外资金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四章的有关规定从事经营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有关分行有权责令纠正、调整业务或者补足有关资金，并可以处以五千元至三万元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这一并用的行政处罚依何种程序操作我们无从知晓。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应当有独立的程序规则，而目前行政处罚并用中并没有主次之分，可以参照刑法中主刑与附加刑区别运用的方式在行政处罚中将主罚与附加罚予以区分，然后，可以规定若主罚能够达到制裁目的的就不能再适用附加罚。



注释:
[1]对于行政处罚竞合，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是，行政处罚竞合与行政处罚并用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处罚竞合是针对行政处罚行为人的违法性质及这种违法性质在处罚过程中的职能交叉而使用的，它主要不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处罚中的种类，二者可能有部分重合关系，但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
[2]行政处罚的种类在传统教科书中主要指行政处罚所分布的行政管理领域，如工商行政处罚、税务行政处罚、物价行政处罚、土地行政处罚等。而处罚的责任形式是罚则，这与刑事责任中的罚金一致起来了。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将罚则改为种类欠妥当。
[3]在刑事法学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称谓一般用行为人，笔者为了将刑事法律中的行为人与行政法中的当事人予以区分便使用了行政违法行为人概念。
[4]行政法所设定的关系形式对其他部门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法治实践中，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常常要以行政法关系为基础。如2006年9月11日，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火车轧断少年左腿案，就是依据行政法规范作出的民事调解。案情如下：陈秋就读于栖霞区尧化门一所外来人口流动学校，距校门口60米就是一条铁路。校门口的石梯可以直通到铁路旁。2004年11月26日中午，陈秋放学回家，见铁路上停着一辆火车，就与几个小朋友一起通过石梯走到铁轨上，爬上火车车厢玩耍，这时火车突然启动，陈秋慌忙从车厢跳下，结果左脚被拖入车底，被火车轧成6级伤残。2006年3月17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律师当庭出示两张照片，证明陈秋受伤，铁路部门存在严重过错。一张照片是学校门前的石梯没设防护措施，上了石梯就是铁轨，石梯的不设防让小学里的孩子们能轻易走上铁轨，极易发生危险；另一张照片是紧邻铁路两边是一座村庄，证明这段铁路不在荒郊野外的无人区，人口众多的村庄到铁路的最短距离不足50米，附近还有小学，但铁路两旁却不见护栏等隔离设施，显然违反了2005年4月起实施的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设立标桩，并根据需要设置围墙、栅栏等防护设施”的规定。2006年5月11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判决：铁路部门在直通铁道的石梯处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赔偿陈秋各项经济损失20.5万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经南京市中级法院调解，铁路部门同意赔偿陈秋10万元，并承担一、二审案件所有的受理费、诉讼费。参见孟亚生：《左腿被火车轧伤少年获赔10万元》，载新华报业网：http://ever. xhby. net/content/2006 -09/19/content_1404596. htm，发布时间：2009年9月19日。
[5]行政法典与行政事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行政事项常常有多个行政法典进行规制。例如，我国有关城市建设的行政法规范就有多部，它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立法层次之中，但在规制事态的适用中两个以上法典之间会有一定的重合；有时，规制两个不同事项的行政法典在适用过程中也有可能重合，例如，调整土地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范有可能与调整税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范在适用中重合，而这两个行政法规范调整的事态并不相近。一个典则中的多个条文之间的重合更是十分常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适用时就有多个条文之间会形成对事态调整的重合关系。
[6][英]H．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56页。
[7]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起初尝试是与行政综合执法结合在一起的，这都基于《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后来在施行过程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似乎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其不再与行政综合执法相等同。究竟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与行政综合执法放在一起进行制度设计，还是对它单独进行制度设计是需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8]复合违法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问题，这种复合违法的状况要比犯罪中的一个行为触犯多个罪名的状况常见得多，只是我国行政法学界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层次而已。在行政法学理论中构设复合违法的概念和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9]“牵连犯就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而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参见邹瑜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
[10]参见谢发友、李萍主编：《产品质量法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
[11]《行政法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2][苏]杰尼索夫：《国家与法律理论》，方德厚译，中华书局1951年版，第464页。
[13]前引[11]，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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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一条
（最高限额）
一、基于交通事故而须作之损害赔偿，如应负责任之人无过错，则每一事故之最高限额：如一人或多人死亡或受伤害，为法律对造成事故之车辆之类别所规定之汽车民事责任强制保险之最低金额；如对物造成损害，即使有关之物属不同所有人所有者，为上述金额之一半。
二、弥补之优先次序，以及以年金方式定出损害赔偿时确定年金之标准，为有关汽车民事责任强制保险之法律所规定者。
第五百零二条
（由电力或气体之设施造成之损害）
一、实际管理用作输送或供应电力或气体之设施并为本身利益而使用该设施之人，须对因输送或供应电力或气体而导致之损害负责，亦须对因设施本身而造成之损害负责，但在事故发生时，该设施符合现行技术规则之要求，并处于完好之保存状态者除外。
二、对因不可抗力所导致之损害，无须弥补；凡与以上所指之物之运作及使用无关之外因，均视为不可抗力之原因。
三、对耗用能源之器具所造成之损害，不得要求依本条之规定获弥补。
第五百零三条
（责任之限额）
一、如应负责任之人无过错，则就每一事故中死亡或身体受伤害之每一人，上条所指责任之最高限额为有关强制保险之最低金额之十分之一，又或在无此强制保险之规定时为轻型汽车之汽车民事责任强制保险之最低金额，而最高总限额则为上述金额之十倍。
二、如对物造成损害，即使有关之物属不同所有人所有，亦适用上述限额。
三、如对房地产造成损害，则就每一房地产之风险责任最高限额为以上两款所定总金额之两倍，而总限额则为此金额之五倍。
第三章
债之类型
第一节
不确定权利主体之债
第五百零四条
（债权人之确定）
在成立债之时，债权人可为未确定之人，但应为可确定者，否则，产生债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二节
连带之债
第一分节
一般规定
第五百零五条
（概念）
一、如多名债务人中任何一人均负有全部给付之责任，而全部给付一经作出时，全体债务人之债务随即解除者，或如多名债权人中任何一人均有权单独要求全部给付，而全部给付一经作出时，债务人对全体债权人之债务随即解除者，均为连带 之债。
二、各债务人以不同方式负有债务或其债务附有不同之担保，又或其各自给付之内容不同，均不妨碍连带之债之存在；该等差异出现于债务人对其每一连带债权人所负之债务者，亦不妨碍连带之债之存在。
第五百零六条
（连带关系之成因）
债务人间或债权人间之连带关系，仅基于法律或当事人之意思而产生时方成立。
第五百零七条
（防御方法）
一、被要求给付之连带债务人，得以属于其个人或全体共同债务人之一切方法作为防御。
二、对连带债权人，债务人不仅得以涉及全体连带债权人之防御方法对抗之，亦得以涉及该连带债权人个人之防御方法对抗之。
第五百零八条
（连带债务人或连带债权人之继承人）
一、连带债务人之各继承人均须全体就全部债务负责；在遗产分割后，每一共同继承人须按第一千九百三十六条之规定负责。
二、连带债权人之各继承人解除债务人之债务时仅能共同为之；在遗产分割后，如有关债权被判给两名或两名以上之继承人，该等继承人解除债务人之债务时亦仅能共同为之。
第五百零九条
（债务之分担或债权之分享）
在连带债务人或连带债权人之相互关系上，推定各人平均分担债务或平均分享债权，只要连带债务人之间或连带债权人之间存在之法律关系不导致各人之分担或分享部分不相等，或不导致仅应由其中一人承担整项债务或获取整项债权之利益。
第五百一十条
（共同诉讼）
一、连带关系成立后，连带债务人仍可共同对债权人提起诉讼，而债权人亦可对全体连带债务人提起诉讼。
二、连带债权人对其债务人，或债务人对其连带债权人，亦享有上款所指之权利。
第二分节
债务人之连带关系
第五百一十一条
（债务分担之利益之排除）
被诉之连带债务人不得以债务分担之利益予以对抗；即使该债务人传召其它债务人应诉，亦不解除其须作出全部给付之义务。
第五百一十二条
（债权人之权利）
一、债权人有权对债务人中任一人要求全部给付，或要求不论是否符合被催告人之分担份额之部分给付；然而，如债权人透过司法途径对其中一债务人要求全部或部分给付，则该债权人不得透过司法途径向其它债务人要求已对上述债务人要求之给付，但有可接纳之理由，诸如被诉人无偿还能力或有出现无偿还能力之虞，或基于其它原因难以从其获得给付者除外。
二、如债务人中之一人具有针对债权人之任何个人防御方法，即使该防御方法已被采用对抗债权人，并不妨碍债权人向其它债务人要求全部给付。
第五百一十三条
（给付不能）
给付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中之一人之事实而成为不能时，全体债务人须对给付之价额负连带责任；但对超过给付价额之损害，仅由就该事实可归责之债务人负责弥补；如可归责之债务人为数名时，其责任为连带责任。
第五百一十四条
（时效）
一、如因时效中止、中断或其它原因，使债务人中一人之债务在其它债务人之债务时效已完成时仍存在，则因被要求而必须履行该债务之债务人对其他共同债务人享有求偿权。
二、未主张时效完成之债务人，对债务时效已完成且已作出该主张之其它共同债务人，不享有求偿权。
第五百一十五条
（已确定之裁判）
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中一人之已确定裁判，不得用以对抗其它债务人，但如该裁判之作出并非以涉及该债务人个人之理由作为依据，则其余债务人得以之对抗债权人。
第五百一十六条
（债权人权利之满足）
透过履行、代物清偿、更新、提存或抵销而满足债权人之权利时，即导致全体债务人对债权人之债务消灭。
第五百一十七条
（求偿权）
一、作出超过本身须分担部分之给付以满足债权人权利之债务人，有权向每一共同债务人要求偿还其各自须分担之部分。
二、如连带债务仅为债务人中一人之利益而被承担，则该债务人在求偿阶段须负责偿还全部给付。
第五百一十八条
（共同债务人得使用之防御方法）
一、在求偿阶段中被要求给付之共同债务人，得以其获给予之履行债务期限未届至，对抗已满足债权人权利之共同债务人，及以其它共同或个人之防御方法对抗该债务人。
二、即已满足债权人权利之共同债务人，未以共同防御方法对抗债权人，且对此并无过错，在求偿阶段中被要求给付之共同债务人仍然拥有由上款赋予之权能；但基于可归责于拟使用该防御方法之债务人之原因以致未能以该方法对抗债权人者除外。
第五百一十九条
（债务人之无偿还能力或履行不能）
一、如债务人中一人无偿还能力或基于其它原因而不能履行其须作之给付，其本身份额由包括求偿权人在内、及已被债权人解除债务或仅解除连带关系之债务人在内之其余债务人按比例分担。
二、求偿权人就仅因其过失而未能从连带债务中之共同债务人处获得偿还之部分，不得请求其它共同债务人分担。
第五百二十条
（连带关系之放弃）
放弃要求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负连带责任者，不妨碍债权人对其余债务人仍保留请求全部给付之权利。
第三分节
债权人之连带关系
第五百二十一条
（对债权人之选择）
一、债务人可选择连带债权人向其作出给付，只要债权已到期之其它连带债权人尚未透过司法途径就有关诉讼传唤债务人。
二、如一债权人透过司法途径要求债务人给付，但债务人对另一债权人履行给付，则该债务人仍须对请求给付之债权人作出全部给付；然而，如债权人之连带关系为债务人之利益而成立，则债务人得透过放弃其全部或部分利益，而向每一债权人给付其各自在共同债权中应受领之部分，或在扣除起诉人之部分后，向其它债权人中一人给付余下之部分。
第五百二十二条
（给付不能）
一、如给付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实而成为不能，则在损害赔偿之债权上仍存在连带关系。
二、如给付因可归责于债权人中一人之事实而成为不能，则该债权人须对其他债权人作出损害赔偿。
第五百二十三条
（时效）
一、债权人中一人在其它债权人之权利时效已完成之情况下，其权利却因时效中止、中断或其它原因而仍维持者，债务人仍得就其它债权人之债权部分以其时效已完成对抗该债权人。
二、债务人为债权人中一人之利益而放弃时效，不对其他债权人产生效力。
第五百二十四条
（已确定之裁判）
关系债权人中一人与债务人之已确定裁判，不得用以对抗其它债权人；然而，其它债权人得以之对抗债务人，但不妨碍债务人有权对每一债权人主张个人抗辩。
第五百二十五条
（债权人中一人权利之满足）
透过履行、代物清偿、更新、提存或抵销而满足债权人中一人之权利时，即导致债务人对全体债权人之债务消灭。
第五百二十六条
（已受给付之债权人之义务）
债权人就其权利所获之给付超出其本身在债权人内部关系中应受领之部分时，必须向其它债权人给付其各自在共同债权中应受之部分。
第三节
可分之债及不可分之债
第五百二十七条
（可分之债）
各债权人或债务人在可分之债中所占之部分均等，只要法律或有关法律行为并无指出其它分配比例；但遗产分割后，债务人之各继承人在可分之债中所占之部分按其继承份额之比例确定，且不影响第一千九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之适用。
第五百二十八条
（具有多数债务人之不可分之债）
一、如给付为不可分且债务人有数人，则债权人仅得要求全体债务人履行给付；但已订定连带关系或因法律而生连带关系者除外。
二、如原债务人之不可分之给付由数名继承人所继承，则债权人亦仅得要求全体继承人履行给付。
第五百二十九条
（债务人中一人之债务消灭）
如不可分之债之消灭仅涉及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债权人仍得向其它债务人要求给付，但债权人须向该等债务人支付已被解除债务之债务人所应分担债务部分之价额。
第五百三十条
（给付不能）
如不可分之给付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之事实而成为不能，则其它债务人之债务即予解除。
第五百三十一条
（多数债权人）
一、如不可分之给付之债权人为数人，则任何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全部给付；但如债务人未经法院传唤，则其债务仅在相对于全体债权人均已解除时方获解除。
二、有利于债权人中一人之已确定之裁判，亦惠及其它债权人，但以债务人并无特别防御方法对抗该等债权人之情况为限。
第四节
种类之债
第五百三十二条
（标的之确定）
如仅以种类确定给付标的，则在无相反订定时，债务人有权选择具体之给付标的。
第五百三十三条
（种类之不灭失）
以所订定之种类物作出给付为可能时，债务人之给付义务不因其拟用以履行给付之物灭失而解除。
第五百三十四条
（种类之债之特定）
基于当事人之协议而使种类之债在履行前被特定、种类物消灭至仅剩下其中一物、债权人迟延或出现第七百八十六条所规定之情况时，种类之债在履行前即告特定。
第五百三十五条
（因债权人或第三人之事实而特定）
一、如由债权人或第三人作出选择，则仅在债权人向债务人作出，或第三人向双方当事人作出选择之意思表示后，有关选择方产生效力，且属不可废止。
二、如由债权人作出选择，但其未在设定之期限前作出或未在债务人为此目的而定出之期限前作出，则转由债务人选择。
第五节
选择之债
第五百三十六条
（概念）
一、选择之债系指包括两项或两项以上给付之债务，而一经债务人履行后来被选定之其中一项给付者，债务即予解除。
二、无相反订定时，选择权属于债务人。
第五百三十七条
（给付之单一性）
债务人不得自两项或两项以上之给付中各选择一部分，选择权属于债权人或第三人时亦同。
第五百三十八条
（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给付不能）
多项给付中之一项或数项基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原因而成为不能时，债务之范围视为仅包括仍属可能之给付。
第五百三十九条
（可归责于债务人之给付不能）
多项给付中之一项给付不能可归责于债务人，且债务人有选择权时，该债务人应就仍属可能之给付选择其中一项履行；债权人有选择权者，得就仍属可能之给付选择其中一项要求债务人履行，或得就因未履行已成为不能之给付所引致之损害而要求赔偿，又或得按一般规定解除合同。
第五百四十条
（可归责于债权人之给付不能）
多项给付中之一项给付不能可归责于债权人，且债权人有选择权时，债务视为已履行；债务人有选择权者，债务亦视为已履行，但该债务人选择履行他项给付，且其所受损害获得赔偿者除外。
第五百四十一条
（债务人未作选择）
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得要求债务人于法院对其定出之期间内作出意思表示，指出在多项给付中其欲选择之一项给付，否则选择权归债权人。
第五百四十二条
（债权人或第三人之选择）
第五百三十五条之规定，适用于应由债权人或第三人作出之选择。
第六节
金钱之债
第一分节
金额之债
第五百四十三条
（额面原则）
金钱之债之履行，应以履行当日在澳门具法定流通力之货币及按该货币之当时额面价值为之；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第五百四十四条
（金钱之债之调整）
法律容许金钱给付因货币价值浮动而调整时，如无其它法定标准，应考虑物价指数，以便恢复在债务设定当时给付与其等值商品数量间所存在之关系。
第二分节
特种货币之债
第五百四十五条
（特种货币之债之有效性）
银行纸币之法定或强制流通力，不影响承诺以金属货币或该货币价值作出支付之行为之有效性。
第五百四十六条
（未以通用货币表示数额之特种货币之债）
如订定以某种货币支付，即使该货币之价值在设定债务后已改变，仍应以该种货币支付，但其存在须为合法。
第五百四十七条
（以通用货币表示数额之特种货币或某种金属货币之债）
如债之数额以通用货币表示，但订定以某种货币或某种金属货币履行时，则推定各当事人均愿依所选择之货币或金属货币于订定日之流通价值处理。
第五百四十八条
（订定货币之缺乏）
一、如订定以特定种类之货币、某种金属或某种金属货币履行债务，而该种货币或金属数量不够时，对不能依约履行之部分债务，得折合等同于该部分债务价值之通用货币支付，而有关折算须按所选择之货币或指定之金属货币在履行日之流通价值为之；如货币无流通价值，则按有关金属于同一日之流通价值为之。
二、如有关金属货币因稀少而使其流通价格不正常，且此情况未为各当事人于设定债务时所顾及，则应以上款最后所指之价值为准。
第五百四十九条
（无法定流通力之特种货币）
一、如订定之货币种类或订定之金属货币于履行日已无法定流通力，应以当日具有法定流通力之货币及按法律设定之换算规定作出给付；如法律无换算规定，则根据新货币于投入使用当日之流通价值换算关系为之。
二、如债务之数额以通用货币表示，且订定以某些种类货币、某种金属或某种金属货币支付时，而该等货币于履行日无法定流通力者，则在构成债务给付金额之该等货币数量一经确定时，应遵从上款所定之标准为之。
第五百五十条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货币或数种金属货币中之一种履行债务）
一、如约定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货币中之一种履行债务，则根据有关选择之债之规则确定有选择权之人。
二、如订定以两种或两种以上之金属货币履行债务，但未定出彼此所占之给付比例，则债务人透过交付数量相同之该等金属货币以履行债务。
第三分节
在澳门无法定流通力之货币之债
第五百五十一条
（履行之方式）
一、订定以在澳门无法定流通力之货币履行债务，不妨碍债务人得根据于履行日在设定之履行地点之兑换率以澳门货币支付；但各利害关系人已排除该权能之使用者除外。
二、然而，如债权人迟延，债务人得根据迟延发生当日之兑换率履行债务。
第七节
利息之债
第五百五十二条
（利率）
一、法定利息，以及在无指定利率或金额下订定之利息，由总督以训令定出。
二、以高于上款规定之利率订定利息时，应以书面为之，否则只按法定利息处理。
第五百五十三条
（高利贷利息）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之规定，适用于在给予、订立、续订、贴现某信贷或延长某信贷之还款期之法律行为或行为中，又或在其它类似行为中，有关利息或其它利益之订定。
第五百五十四条
（复利）
一、当事人得随时透过书面约定将利息滚入原本及应进行滚入之期间；为此须遵守下款规定。
二、滚利作本之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但就产生利息之合同之续订而定出之滚利作本除外。
第五百五十五条
（利息债权之独立性）
利息债权一经成立，即无须从属于主债权，其中任一债权均可独立于另一债权而让与或消灭。
第八节
损害赔偿之债
第五百五十六条
（一般原则）
对一项损害有义务弥补之人，应恢复假使未发生引致弥补之事件即应有之状况。
第五百五十七条
（因果关系）
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损害，方成立损害赔偿之债。
第五百五十八条
（损害赔偿之计算）
一、损害赔偿义务之范围不仅包括侵害所造成之损失，亦包括受害人因受侵害而丧失之利益。
二、在定出损害赔偿时，只要可预见将来之损害，法院亦得考虑之；如将来之损害不可确定，则须留待以后方就有关损害赔偿作出决定。
第五百五十九条
（临时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应留待在执行判决程序中定出时，法院得在其认为证实之数额范围内实时判债务人支付一项损害赔偿。
第五百六十条
（金钱之损害赔偿）
一、如不能恢复原状，则损害赔偿应以金钱定出。
二、如恢复原状虽为可能，但不足以全部弥补损害，则对恢复原状所未弥补之损害部分，以金钱定出其损害赔偿。
三、如恢复原状使债务人负担过重，则损害赔偿亦以金钱定出。
四、然而，如导致损害之事件仍未终止，受害人有权请求终止，而不适用上款所指之限制，但所显示之受害人利益属微不足道者除外。
五、定出金钱之损害赔偿时，须衡量受害人于法院所能考虑之最近日期之财产状况与如未受损害而在同一日即应有之财产状况之差额；但不影响其它条文规定之 适用。
六、如不能查明损害之准确价值，则法院须在其认为证实之损害范围内按衡平原则作出判定。
第五百六十一条
（定期金之损害赔偿）
一、经考虑损害之连续性，法院得应受害人声请，就全部或部分损害赔偿定出终身或暂时定期金之赔偿方式，并命令采取必要措施以担保该支付。
二、如就定期金之订立、金额之多少或期间之长短，又或定期金之免除或提供担保等事宜作出决定所根据之情况有明显变更者，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得要求变更有关判决或协议。
第五百六十二条
（受害人权利之让与）
如损害赔偿因任何物或权利之丧失而产生者，则应负责任之人在作出支付行为之时或其后，得要求受害人向其让与受害人对第三人所拥有之权利。
第五百六十三条
（损害金额之指出）
要求损害赔偿之人无须指出其评估损害之准确金额；如在诉讼程序中显示之损害高于初时所预计者，则亦不因该人曾请求特定数额之赔偿而使其不能在诉讼过程中要求更高数额之赔偿。
第五百六十四条
（受害人之过错）
一、如受害人在有过错下作出之事实亦为产生或加重损害之原因，则由法院按双方当事人过错之严重性及其过错引致之后果，决定应否批准全部赔偿，减少或免除赔偿。
二、如责任纯粹基于过错推定而产生，则受害人之过错排除损害赔偿之义务，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五百六十五条
（法定代理人及帮助人之过错）
受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使用人有过错，即等同受害人有过错。
第五百六十六条
（受害人过错之证明）
声称受害人有过错之人须证明该过错之存在；但即使无人声称受害人有过错，法院亦得查明之。
第九节
提供信息及出示物或文件之义务
第五百六十七条
（提供信息之义务）
如拥有权利之人有理由怀疑其权利是否存在或怀疑其内容，且他人能够提供所需之信息者，即存在提供信息之义务。
第五百六十八条
（物之出示）
一、就某动产或不动产主张具有债权或物权之人，即使其权利为附条件或期间者，均可要求占有人或持有人出示该物，只要有关检查系对证实该权利之存在或其内容属必需，且被要求出示该物之人并无合理理由反对该检查措施者。
二、如以他人名义持有某物之人被要求出示该物，应在被要求后立即通知该人，以便该人如其愿意即可使用在该情况下所享有之防御方法。
第五百六十九条
（文件之出示）
如请求人对文件之检查有值得考虑之法律利益，则上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延伸适用之。
第五百七十条
（物及文件之复制）
物或文件经出示后，如显示有作出复制之必要及被请求人未提出充分之反对复制之理由者，请求人即有权制作该物或文件之副本或照片，或使用其它方法将之复制。
第四章
债权及债务之移转
第一节
债权之让与
第五百七十一条
（容许让与之情况）
一、不论债务人同意与否，债权人均得将部分或全部债权让与第三人，但该让与须不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所禁止，且有关债权非属因给付本身性质而不可与债权人本人分离者。
二、不得以曾订有禁止让与，或限制让与之可能性之约定对抗受让人，但受让人在让与时明知者除外。
第五百七十二条
（适用制度）
一、在当事人之间作出之让与，其要件及效力按作为让与基础之法律行为种类而确定。
二、抵押债权之让与，如非以遗嘱作出，且有关抵押涉及之财产属须透过公证书方可有偿转让之财产者，必须以公证书为之。
第五百七十三条
（对在争讼中之权利作出让与之禁止）
一、如有直接或透过他人将在争讼中之债权或其它权利让与法官或检察院司法官、司法人员或诉讼代理人，又或让与参与有关诉讼之鉴定人或其它司法协助人员者，该让与无效。
二、在下列情况下，让与即视为透过他人作出：受让人为上述受禁止之人之配偶或为与受禁止之人有事实婚关系之人；上述受禁止之人为受让人之推定继承人；按上述受禁止之人之意思而向第三人作出让与，目的为将受让之物或权利移转给上述受禁止之人。
三、争讼中之权利系指被任何利害关系人在司法争讼程序中提出争议之权利，即使有关争议系在仲裁程序中提出亦然。
第五百七十四条
（处罚）
一、违反上条规定而作出之让与，除无效外，受让人有义务按一般规定弥补所造成之损害。
二、让与之无效不得由受让人主张。
第五百七十五条
（例外情况）
在下列情况下让与争讼中之债权或权利不受禁止：
ａ） 让与之对象为就被让与之权利拥有优先权或拥有一次性作出全部给付之权利之人；
ｂ） 让与之目的为维护受让人所占有之财产；
ｃ） 让与之目的为对债权人履行债务；
第五百七十六条
（担保及其它从属权利之移转）
一、如无相反约定，债权之让与使该被移转之权利之各项担保及其它从属权利均移转予受让人，只要该等担保及从属权利非属不可与让与人本人分离者。
二、质物为让与人占有者，须交付受让人；但为第三人占有者，无须作出此交付。
第五百七十七条
（债务人之效力）
一、就债权之让与对债务人作出通知，即使非透过法院作出，或有关让与一事已为债务人接受时，让与即对债务人产生效力。
二、即使在有关通知或接受以前，债务人对让与人作出支付或与其订立任何涉及该债权之法律行为，但受让人能证明债务人已知悉该让与之存在者，则债务人不得以有关支付及法律行为对抗受让人。
第五百七十八条
（向数人作出之让与）
如将同一债权让与数人，则以首先通知债务人之让与或首先为其接受之让与为优先。
第五百七十九条
（债务人可用以对抗之防御方法）
债务人得以所有可向让与人主张之防御方法对抗受让人，即使受让人不知悉该等方法之存在；但基于在债务人知悉该让与后方出现之事实而生之防御方法除外。
第五百八十条
（证明文件及其它证据）
让与人有义务将其占有且无正当利益保存之证明债权之文件及其它证据，交予受让人。
第五百八十一条
（债权存在及债务人有偿还能力之担保）
一、让与人须按适用于让与所属之无偿或有偿法律行为之规定，对受让人担保在让与时债权之存在及可请求性。
二、让与人仅在明示负责担保债务人之偿还能力时，方承担此责任。
第五百八十二条
（让与之规则对其他范畴之适用）
债权让与之规则中可适用之部分，延伸适用于法律容许之其它权利之让与，以及法定或经法院裁判之债权转移。
第二节
代位
第五百八十三条
（债权人之代位）
受领第三人给付之债权人，得使其权利由该第三人代位取得，只要于债务履行前或履行时，对此作出明示表示。
第五百八十四条
（债务人之代位）
一、债务人在第三人履行债务前或履行时，亦得使履行债务之第三人代位取得债权人之权利，而无须债权人同意。
二、代位之意思，应明示表示之。
第五百八十五条
（因向债务人借贷引致之代位）
一、如债务人以从第三人借入之金钱或其它可代替物履行债务，则债务人得使该第三人代位取得债权人之权利。
二、上述代位无须债权人同意，但须在借贷文件中作出明示意思表示，指明该借贷物用于债务之履行及贷与人代位取得债权人权利，方可成立。
第五百八十六条
（法定代位）
除以上各条或其它法律规定之情况外，履行债务之第三人仅于曾为债务之履行提供担保，或由于其它原因而能直接从债权之满足获益之情况下，方代位取得债权人之权利。
第五百八十七条
（代位之效力）
一、代位人按其满足债权人权利之限度，取得债权人原有之权利。
二、如属部分满足债权人权利之情况，则债权人或其受让人之权利并不因代位而受影响，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三、如基于部分满足债权人权利而出现数名代位人，即使属相继出现之情况，当中亦无一人优先于其它人。
第五百八十八条
（等同于履行之事由）
为着代位之效力，代物清偿、提存、得由第三人作出之抵销、或可产生代位效果之其它满足债权之事由，均等同于履行。
第五百八十九条
（适用规定）
第五百七十六条至第五百七十八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代位。
第三节
单纯之债务移转
第五百九十条
（债务承担）
一、债务之单纯移转，得透过下列任一方式为之：
ａ） 透过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订立之合同，而该移转须经债权人追认；
ｂ） 透过新债务人与债权人订立之合同，而该移转无须经原债务人同意。
二、在上述任何情况下，仅于债权人有明示意思表示时，移转方解除原债务人之债务；否则，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将负连带责任。
第五百九十一条
（债权人之追认）
一、在债权人尚未作出追认时，双方当事人得废止上条第一款ａ项所指之合同。
二、各当事人有权向债权人定出追认期间；期间届满后，视为拒绝追认。
第五百九十二条
（移转之非有效）
如债务移转之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而债权人已解除原债务人之债务，则原债务人之债务重新出现，但第三人提供之担保视为消灭；如第三人于获知移转时明知有关瑕疵之存在，则其所提供之担保不视为消灭。
第五百九十三条
（防御方法）
除另有约定外，新债务人无权使用基于其与原债务人之关系而产生之防御方法对抗债权人，但能使用因原债务人与债权人之关系而生之防御方法对抗债权人，只要新债务人所使用之有关依据于债务承担以前已存在，且不属于原债务人个人之防御方法。
第五百九十四条
（担保及从属债务之移转）
一、除另有约定外，与原债务人本人非属不可分离之从属债务，随债务之移转而移转予新债务人。
二、债权之担保以相同之内容继续存在，但由第三人设定之担保，或由不同意债务移转之原债务人设定之担保除外。
第五百九十五条
（新债务人之无偿还能力）
债权人已解除原债务人之债务者，不得对原债务人行使债权或任何担保权利，即使显示新债务人无偿还能力亦然；但经明示保留原债务人之责任者除外。
第五章
债之一般担保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五百九十六条
（一般原则）
债务之履行系以债务人全部可查封之财产承担责任，但不影响为财产之划分而特别确立之制度之适用。
第五百九十七条
（因当事人之约定而限定责任之范围）
当事人得约定在债务尚未被自愿履行之情况下，债务人之责任范围仅限于在其某些财产上，但涉及当事人不可处分之事项除外。
第五百九十八条
（由第三人限定责任之范围）
一、遗留或赠与他人财产时，如附有不以该财产承担受益人之债务之排除责任条款，则该财产须就该慷慨行为后产生之债务承担责任，且在查封登记先于该条款之登记之情况下，亦就该慷慨行为前产生之债务承担责任。
二、如慷慨行为以无须登记之财产为标的，则排除责任之条款仅可对抗在慷慨行为之前已拥有权利之债权人；然而，如标的财产以外之其它财产不足以满足债权，且该等债权人能证明其在无过错之情况下不知有关排除责任条款之存在，并能证明因有理由相信标的财产能满足其债权，以致遭受损失，则该等债权人得将有关慷慨行为之标的财产用作满足债权。
第五百九十九条
（债权人之竞合）
一、如债务人财产不足以完全满足各项债务，则在无优先受偿之正当原因下，各债权人有权就债务人之财产总值按比例受偿。
二、优先受偿之正当原因，包括收益用途之指定、质权、抵押权、优先债权、留置权以及法律规定之其它原因。
第二节
财产担保之保全
第一分节
无效之宣告
第六百条
（债权人之正当性）
一、就债务人在设定债权前或后所作之行为，债权人只要可从宣告行为无效中获益，即具有主张该行为无效之正当性，而不论该行为会否引致或加重债务人之无偿还能力。
二、上述之无效不仅惠及作出主张之债权人，亦惠及其它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