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


妇字〔2004〕28号



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精神，大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努力建设高素质妇女人才队伍，不断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全国妇联就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站在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高度，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认真总结人才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对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深刻阐述了人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新时期人才工作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是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决定》强调要重视培养妇女人才，为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刻理解《决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妇女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小康大业，人才为本。占我国人口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妇女人才是整个社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妇女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积极适应新形势，主动迎接新挑战，勤奋学习，勇于成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没有妇女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开发妇女人力资源，不断增强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劳动创造能力和创新发展实力，激励更多的妇女跨入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行列，把巨大的妇女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大的人才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是落实科学的人才观、实现人才工作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坚持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重视培养妇女人才，不断扩大人才工作覆盖面，实现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人才观，促进各级把妇女人才培养纳入国家人才战略的总体规划，同步培养、协调发展。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完善的妇女人才培养机制、选拨任用机制、合理流动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促使优秀妇女人才脱颖而出，把妇女的一切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是开创妇女事业新局面、实现妇女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当前，妇女事业的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党和国家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只有做好妇女人才工作，全面提高广大妇女的素质，才能进一步增强妇女事业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妇女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各级妇联组织必须努力适应新的形势，以服务妇女提高素质、服务社会提供人才为宗旨，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发现、培养和使用妇女人才的工作。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国妇女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组织广大妇女深入开展“创造新岗位、创造新业绩、创造新生活”活动，努力提高女干部的参政议政能力、知识女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女职工的岗位创新能力、农村妇女的增收致富能力、下岗失业妇女和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的创业再就业能力，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不断开创妇女事业的新局面。
二、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的要求，紧密结合党的人才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优势，大力实施妇女人才开发计划，着眼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妇女全面发展，以妇女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紧紧抓住妇女人才培养、凝聚、举荐、使用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妇女人才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分层次、分类别、多渠道、多形式、充满活力、面向社会的妇女人才工作格局。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妇女人才工作。始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妇女人才工作的全过程，始终把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妇女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始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检验妇女人才工作的根本标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妇女事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德才兼备的优秀妇女人才。
——坚持科学的人才观。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和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妇女人才成长规律，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妇女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鼓励妇女人人都做贡献，人人奋发成才。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服务妇女群众与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结合起来，把做好妇女人才工作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把妇女个人成才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促进妇女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在各级党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坚持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抓好妇女人才工作的统筹规划，制定妇女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目标，创新妇女人才工作理论、体制和方法，注重整合力量，形成人才工作的整体合力，积极提供服务，通过政策支持、精神激励和环境保障，把各方面的优秀妇女人才聚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实践中。
——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认真总结妇女人才工作经验，在深化现有工作项目、突出工作品牌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和妇女需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载体，积极探索和完善妇女人才工作机制。
三、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大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妇女劳动者
努力造就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妇女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妇女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途径。各级妇联组织要配合党和政府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把培养高素质的妇女劳动者做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常抓不懈，积极推进“女性素质工程”，进一步完善有效的互动工作平台，切实提高广大城乡妇女的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
在农村，各地妇联要通过开展“双学双比”活动，在农村妇女中普及文化科技知识，提高劳动就业技能，提升农村妇女的整体素质。要大力实施“巾帼扫盲行动”和“春蕾计划”，配合政府完成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女性青壮年文盲任务。要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深化“巾帼科技致富工程”，以加强农业科技新技术培训为重点内容，全面落实全国妇联等7部委联合下发的加强农村妇女教育培训工作指导意见及十五期间“千万农家女·百项新技术”推广培训计划，完成每年培训500万农村妇女的目标，培养一大批农村专业妇女人才和致富女能手。要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加强与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合作，面向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开展转移前的劳动技能培训和创业能力培训，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活动，力争农村妇女参与培训的比例达到40％以上，为农村妇女就业和成才开辟广阔途径。
在城镇，各地妇联组织要以开展“巾帼建功”和“巾帼文明岗”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在职女职工充分认识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紧跟时代步伐，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学习新知识，真正掌握新技能，不断增强新本领，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鼓励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要帮助下岗失业妇女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转变就业观念，树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化妇女创业与再就业的教育培训工作和“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为她们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服务，帮助她们成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劳动者，力争在“十五”期间实现培训200万下岗失业妇女，为200万下岗失业妇女提供就业服务，帮助200万下岗失业妇女实现再就业的目标，提高妇女创业的成功率。
（二）积极推进高层次妇女人才队伍建设
中高级女领导干部、优秀女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女专家等高层次人才，是妇女事业发展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是妇女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各级妇联组织要把推进高层次妇女人才队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按照中央人才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国家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的要求，以创新的精神研究制定高层次妇女人才培养规划，并在政策导向、环境构建、工作条件、资源倾斜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高层次妇女人才的培养工作。要建立健全高层次妇女人才后备库，努力推动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高层次妇女人才梯队，带动整个妇女人才队伍的建设。
要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大力推进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要深入开展调研检查，推动中组发［2001］7号文件关于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目标要求的落实。要开辟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对中高级女领导干部和女后备干部进行培训，积极开展女领导干部联谊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她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领导科学素质。要充分发挥高层次妇女人才库的作用，定期向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推荐优秀女干部人选，借助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届中调整和换届选举的契机，大力推荐高层次妇女人才，切实提高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中女性人数和比例，推动更多的妇女人才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推动人大、政协性别倾斜政策的落实，不断提高各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的比例。特别是在各级人大、政协届中调整增补人选时，要认真研究，适时呼吁增补女代表和女委员，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比例。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对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的培训，帮助她们了解妇女发展的状况，增强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意识，全面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要积极建议、密切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培养选拔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规划中，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女性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比例。要适时开展对优秀女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知识女性的培训和联谊，为她们更好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要积极关注高层次妇女人才群体，认真做好团结、教育、引导工作，积极呼吁、监督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她们合法权益的工作。要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妇联所属的院校等阵地的作用，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为高层次妇女人才接受再教育创造条件。要充分发挥团体会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妇女委员会的作用，主动为高层次妇女人才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服务，激发她们的贡献热情和创造潜能，充分发挥她们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示范、辐射和激励作用。要通过高校妇女组织、共青团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和学术研讨活动，帮助女大学生树立“四自”精神，提高综合素质，为成长为高层次妇女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三）努力培养高素质妇女工作专业人才
妇联是培养、输送女干部的重要基地。各级妇联机关干部及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是从事妇女工作的专业队伍。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必须抓好妇女工作专业队伍的建设，切实提高他们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的本领和能力，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求真务实、服务群众的妇女工作人才队伍。
要认真抓好各级妇联领导班子建设。各级妇联组织要按照中央《2004-200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的要求，积极配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认真做好妇联领导班子成员的推荐、考察工作，及时提出配备使用以及交流的意见。要坚持协管工作的程序，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注重群众公论，切实把德才兼备、踏实肯干、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妇联领导班子中，促进领导班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增强整体功能。要认真做好妇联后备干部工作。制定后备干部培养规划，建立后备干部工作机制，逐步建立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适应妇联中长期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的后备干部队伍，为加强妇联领导班子建设储备充足的人才。
要切实抓好妇联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要进一步深化妇联干部岗位读书活动，教育引导妇联干部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做学习型干部，增强自身综合素质。要健全学习制度和学习激励机制，促进妇联干部学习经常化、制度化。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培训计划，加大经费投入，拓展培训渠道，整合培训资源，提高教育培训质量。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大境外培训工作的力度。要积极推动妇联干部到各级党政一线以及东西部地区挂职锻炼，有计划地推进妇联干部的内外交流。
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参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推进妇联机关干部的选拔任用。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实行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试用期制和任期制等制度。要继续深化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重点，着力培养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一批中青年妇女儿童研究高级专家。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推进妇联直属企业等经济实体的改革，推行股份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四）高度重视党外妇女人才的培养与举荐
党外妇女人才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她们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外妇女以民主党派女成员、无党派女性代表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女性代表人士以及其他新社会阶层中的女性为主体，是特殊的妇女人才群体，是妇女运动的骨干队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级妇联必须高度重视党外妇女人才的培养与举荐。
要积极配合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密切联系民主党派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机构以及工商联、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高度重视党外妇女人才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充分发挥党外妇女人才的作用。要将党外妇女人才的培养纳入妇女人才培养的整体工作中，结合党外妇女人才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联谊、调研、培训、研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她们提供各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着力提高她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努力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的复合型党外妇女人才。要建立健全统战联谊工作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外妇女人才库，不断完善推荐机制，进一步拓展推荐党外妇女人才的渠道。要加强与民主党派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机构以及工商联、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广泛联系党外妇女，深入了解党外妇女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不断发现党外妇女人才。要配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大力推进培养选拔党外女干部工作，切实提高党外妇女参政议政的程度。
四、切实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组织领导
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做很多工作，各级妇联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扎实有效措施，确保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切实把加强妇女人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加强人才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妇联组织要高度重视妇女人才工作，切实把它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要按照中央人才工作的总体部署，成立妇女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妇女人才培养工作的目标任务，积极探索妇女人才工作的新机制，为妇女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提供服务，推动妇女人才工作的真正落实。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学习宣传《决定》，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组织人事工作部门尤其要吃透精神实质，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拿出具体办法和措施。各级妇联领导干部要把人才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特别是“一把手”要亲自抓。党组要经常研究人才工作，及时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要形成党组集中统一领导、组织人事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妇女人才工作新格局。
积极营造有利于妇女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各级妇联组织要运用多种手段，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做好妇女人才工作宣传造势，努力形成有利于妇女人才成长的浓厚氛围和良好社会环境。要积极推动构建尊重妇女人才、关心妇女人才、保护妇女人才、使用妇女人才的社会风尚，为妇女成才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努力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努力创新妇女人才工作机制和体制，不断推动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妇女成才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要坚持正确导向，加强舆论宣传，深入开展三八红旗手、十大女杰、巾帼建功标兵和双学双比能手等先进典型的评选表彰活动，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优秀妇女典型，为妇女成才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关心爱护妇女人才，及时了解她们的需求，认真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消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切实把妇女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妇女成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以求真务实精神抓好妇女人才工作的落实。各级妇联组织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深入思考事关人才工作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认真分析存在的薄弱环节，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办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提出规划、确定目标、制定措施，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克服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要严格落实人才工作责任制，对本单位的人才工作总体规划要进行具体分解、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组织人事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的职能，其他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各负其责。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的奖惩激励机制，把人才工作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作为评选先进单位的重要条件。通过奖惩激励，切实推动和促进妇女人才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
全 国 妇 联 2004年7月15日

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 犯罪构成特征 非法占有目的 罪数 共犯
[摘 要] 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现出自身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鉴于本罪认定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罪数问题、共犯问题）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此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ww1]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①
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使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合同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②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观特征
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③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主体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因此是否以单位名义签订、履行合同，不应成为区分个人合同诈骗与单位合同诈骗的标志。实践中，“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④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4、主观特征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⑤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可能存在间接故意，如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对履约能力尚无把握，寄希望于将来的时运，合同签订后，先行占有对方定金或预付款，而后对履约抱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仅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不能说明行为人有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此时只能引出两种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诈合同无效，二是行为人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间接故意只能构成民事欺诈，只有当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时，才能构成刑事诈骗。而这种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的心理态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抉择。⑥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⑦当然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种含有欺诈因素的行为是否是合同诈骗罪构成中的客观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除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外，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实践中“司法推定作为一种以‘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为代价或基础的思维程式和证罪方法被广泛认可和运用”。⑧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
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
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说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⑨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⑩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11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二） 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数形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牵连犯问题。
从理论上讲合同诈骗罪属于纯正的欺诈犯罪，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必然要实行欺诈手段，而这种手段行为又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从而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比如行为人为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以及伪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而伪造各种公文、证件、印章以及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就触犯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以及伪造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主张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
2、法条竞合问题。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我国刑法第266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一样都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主要是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
但是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时，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在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犯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并无必然的竞合，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笔者同意前者的观点。所谓法条竞合通俗地讲“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分则性条款，其中某一法条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即两个法条发生重合，或两个法条的部分内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12就金融诈骗犯罪而言，其中许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体现，行为的实施也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因而在犯罪构成上与合同诈骗形成法条竞合，且包括包容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内容包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两者存在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对此应适用特别法，以保险诈骗罪定性。）与交叉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票据诈骗罪的规定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这种情况下应择一重罪适用法条。）
（三） 关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认定。
所谓“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是指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对于该种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行为人的主行为定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第四种观点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属于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数个诈骗行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即不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而且按照此观点，当行为人触犯的几种诈骗犯罪之中有两种以上刑罚轻重相当时，便无法选择罪名，并且即使在刑罚轻重有别的情况下择一重罪处理，那么行为人触犯了其他诈骗的犯罪数额是否应计入该重罪的犯罪数额存在疑惑。按照第二种观点当几种诈骗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难分主次时，定性则无从下手；即使有主次之分犯罪数额的归属亦如第一种观点那样无法认定。而第三种观点中所谓的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即使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13也不应按照传统连续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断。因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纳入研究范围。因此第三种观点也是不正确、不可行的。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对“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实行数罪并罚才能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相关的问题是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当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在内）及普通诈骗行为，分别依照各种特殊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未达到起刑标准），而其诈骗总数额按照任何一种诈骗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可构成犯罪；或有的诈骗行为数额上达到定罪标准可以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或各种特殊诈骗犯罪，而其中有几种行为不构成其诈骗方法对应的特殊诈骗犯罪时，一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各种诈骗方法的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的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该对应的诈骗犯罪（包括普通诈骗犯罪和各种特殊诈骗犯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对行为人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分别根据行为特征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应当把这些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看待，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犯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来以普通诈骗方法实施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0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犯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按照前述（1）对有的诈骗行为已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犯罪的，须对行为人以普通诈骗犯罪和已经认定了的特殊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四） 合同诈骗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有的行为人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诈骗，涉及到名义被冒用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另外，如果所签订合同需要担保就会涉及到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对于名义被冒用者和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具体分析：（1）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获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极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实际上起到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作用，一般来说构成共同犯罪，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3）保证人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行为人提供担保，不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4）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为之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
参考文献

①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