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

余 澳 姜 华 赵露

内容提要：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拟通过对此问题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比较，提出一些改革性意见。
关键词：反诉；本诉；二审

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主要是指反诉可否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我国当前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论较大，主要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其主要理由为：对二审程序中的反诉，二审人民法院可同本诉一起调解，争取用调解的方式结案，在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审级利益的情况下，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明确表示放弃审级利益，也不能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二审人民法院则应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允许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首先，反诉作为独立的诉讼必须符合起诉的一般要求，而起诉只能发生在一审中。其次，允许二审中提出反诉，势必当事人失去上诉的机会，形成部分反诉案件一审终结的情况。所以，反诉只能在一审提起，以便于一审法院合并审理。
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84条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所以，从该项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⑴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⑵人民法院就该反诉只能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在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皆不愿意接受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调节书制作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拒绝签收等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该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概出自以下原因：⑴如果不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那么被告就只能另行起诉。如此一来，当事人双方势必将经历两次诉讼，造成双方的诉累，这是违背反诉制度设立之诉讼经济目的的；另一方面，由于本诉与反诉审理的分别进行，就可能导致法院在本诉与反诉的事实认定上出现抵牾，致使相互矛盾判决的作出。所以，应当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 ⑵被告在提起反诉后，法院只能用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告知另行起诉）予以解决，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个案件经过两个等级的人民法院的审理即告终结。所以，二审法院即为终审法院，其判决则为终审判决，此时，当事人双方则不再拥有上诉权。反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起诉，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实际上是在二审程序中发动了一场新的起诉。如果，法院对这一新的起诉作出了判决，那么由于是终审判决，当事人双方对此新的诉讼则不再拥有上诉权。如此情形，必然违背了两审终审制原则。所以，对二审程序中的反诉只能以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整体看来，该司法解释既没有完全采纳前文的第一种观点，也没有完全采纳第二种观点，而是两种观点折衷后的产物。即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此符合反诉制度设立之目的；而在处理方法上，只能以调解的方式予以进行，调解不成则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对此亦符合两审终审制原则，照顾了当事人的审级利益。
在做了简单的考察后，笔者对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处理二审中的反诉方式提出以下几点反思性意见。
第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是否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作出明确规定，而只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此问题作出规定，所以这种处理方式尚缺严格的法律依据。程序法定，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法定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所进行的诉讼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司法机关不得行使。程序法定原则体现了以立法权制约司法权的分权制衡意义，有利于塑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机制。 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没有对二审中的反诉问题作出规定，所以实践中虽然依据作为司法解释的《意见》来处理此问题，但毕竟违背了程序法定的要求。
第二，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则被告有滥用二审中的反诉权，造成诉讼突袭和诉讼拖延之嫌。因为被告本可以在一审程序中提起反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却使其做好了进入二审才予提起反诉的准备。在这里，一方面可能的确是由于在一审程序中的答辩期间无法收集到于本方有利的反诉证据，若此时虽然可以提起反诉，但由于缺乏相应证据支持自己的反诉请求，所以可能导致自己的反诉请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招致败诉。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出自诉讼突袭的目的，希望通过二审中反诉的提出使对方当事人陷入措手不及的困境，通过二审裁判来赢得有利于自身的诉讼结果；或者希望二审中反诉的提出，造成诉讼的拖延，以此扭转诉讼局面或者在诉讼的拖延阶段采取其他的方式避免败诉。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表示理解，但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有背于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第三，在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下，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有违诉讼经济原则。因为，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势必使通过一审程序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归于无效。因为，反诉存在抵消、吞并、排斥本诉的情形。尤其在后两种情形下，使得本诉的事实与反诉的事实呈现出相互的矛盾，所以法官和诉讼参与人不得不重新动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国家的和个人的），通过新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查明事实的真相，从诉讼的效率和效益角度讲这实为一种背反。
第四，该解释中，法院只能对反诉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则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做法与民事诉讼法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相矛盾。因此，解释和实践中的做法至少是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一致的。
笔者认为，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其实可以通过三审终审制度的确立而得以全面、合理的解决。三审终审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同样有助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多项困境，如更有利于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保证判决的公正、合理，维护司法的尊严；有利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扰和防止司法腐败；还有利于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等等。在三审终审制下，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准许被告在二程序中提起反诉；其次，由于二审并不是终审，所以反诉的提起并不会引起审级利益矛盾；再次，二审法院对二审中的反诉拥有裁判权，就避免了对“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的规则的违背，因为在前述的调解不成则告知另行起诉的做法毕竟有违“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嫌。
尽管三审终审制的确立可以使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得以轻松解决，但毕竟在现阶段的司法改革中，关于三审终审制的确立与否尚存很大争议，所以对此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可能坐等三审终审制的建立。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大的制度背景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对原有的规定与实际操作加以合理性的改革（改良），以避免剧变所带来的不适应和缺少配套制度的支撑导致的难产。
第一，笔者仍然赞成一审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虽然在前文中，笔者已对此弊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我们必须站在更实际以及我国当下的诉讼现实立场上来看待此问题。首先，在现阶段，由于反诉只能在一审程序中的答辩期间提起，若过了此期间被告则无法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若不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则对被告是一种不利，违背了诉讼平等原则；其次，被告在一审答辩期间没有提起反诉，可能的确是由于没有有利的证据支持自己的反诉请求，若提起反诉则可能导致败诉的结局，所以其没有在此期间提起反诉。但由于诉讼的进展，被告方可能收集到支持反诉请求的证据，但此时已经过反诉的提起时间，所以只能在二审时提起反诉；再次，伴随着诉讼的进行，可能出现新的事实，新的情况，如果不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则同样对被告是不利。此外，被告还可能由于交纳诉讼费困难以及诉讼代理人的原因而没有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而只能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的情形。如果不允许一审被告在二审阶段提起反诉在现阶段的情况下所引起的弊端可能要更大一些。首先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严重限制，当事人的诉之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其次，另外发起一场诉讼，则有背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同时可能导致相互矛盾判决的作出。所以，站在公正与效率（效益）的高度，根据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应当允许一审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
第二，考虑到审级利益的需要，原审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应当有预设性条件，即应当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因为，我国现行实践对二审中的反诉处理方式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就是审级制度。此时，通过调解，如果达成调解协议而终结案件，则表明反诉被告放弃了对案件的上诉权利，这是对审级制度的遵从；如果调解不成则告知被告另行起诉，同样是顾及到了审级利益。但由于此时的调解不结案有违“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嫌，并且会造成诉讼的不经济和相互矛盾判决作出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可取的。此时，如果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并得到了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则表明双方当事人放弃了审级利益，面对调解不成的情形时，法院就可以及时作出判决。因此，在二审程序中一审被告提起反诉若得到一审原告的同意，则可以照顾到审级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二审法院对二审中的反诉进行处理。
第三，一审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若得到一审原告的同意，则法院可以先予调解，调解不成则可以作出判决。因为，此时当事人双方已经放弃了审级利益，法院进行调解是考虑到了现行的做法，而调解不成作出判决则是以当事人双方审级利益的放弃为前提，通过二审判决的作出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避免此后出现矛盾的裁判。
第四，笔者建议，二审程序中，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得经一审原告同意是一般情况下的前提条件。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得不经一审原告同意。具体为：
⑴当事人双方对某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存在争执。如在一审时，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所有物，被告以租赁权抗辩，结果原告败诉而上诉至第二审，一审被告反诉请求二审法院确认租赁关系存在。所以，凡遇此种情形，应允许一审被告得不经一审原告的同意而提起反诉。因为，在第一审中，法院就被告有无租赁权已经基本查明并且固定了诉讼资料，所以在第二审中，为了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同时节约诉讼资源，所以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可以不经一审原告的同意。
⑵对于同一诉讼标的有提起反诉之利益者。如原告在一审中提起否定的确认之诉，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某债权不存在，在第二审中，一审被告就该债权提起反诉，要求本诉原告履行该债务。对此情形，法院在对本诉的审理即一审中就应当对该债权的存否进行了查明，所以在二审中如果被告就此同一诉讼标的提起反诉得不经本诉原告的同意。这同样是基于诉讼经济和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
⑶一审被告就主张抵消的债权尚有余额，所以在二审中就此部分余额的抵消提起反诉，而二审法院认为用同一诉讼程序就此问题予以解决确有必要时，同样可以不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提起反诉。其理由如前所述。



　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作为直接证据的借据存在明显瑕疵，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法院在审查借贷事实时，应充分听取债务人的抗辩意见，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案例]

　　米脂县人民法院(2011)米民初字第00415号

　　[案情]

　　原告张青诉称：2010年2月14日，被告祁东海办厂缺周转资金，找我借现金50000元，按30‰每月付利息至付款日，并有被告许兴海签字担保，并没写什么时候付清。后来因我有事急需钱向被告所要时，祁东海均以种种理由拒不还款，在要借款同时，我又找担保人许兴海，后来，我多次找二被告要求还款，二被告拒还，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祁东海辩称，我不认识原告，借条是我写的，但我没借过原告钱，也没有钱还。

　　被告许兴海在法定答辩期间未作答辩。

　　米脂县人民法院原审审理查明：2011年3月3日，被告祁东海借原告人民币50000元，由被告许兴海担保，并立据借条一张，内容为：“欠条，今贷现金伍万元正（50000元），月息3分，贷款人：祁东海，保证人: 许兴海签字按印，后经原告多次催要，二被告拒付借款。

　　[审判]

　　米脂县人民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祁东海向原告借款使用后未履行还款付息义务，被告祁东海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许兴海为被告周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未有履行保证义务，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民间借贷中双方约定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即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利率四倍（包含利率本数），原、被告约定逾期付款利率明显过高，超出部分的利息本院不予保护。被告祁东海辩解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许兴海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逝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名法院审理借款案件的若干问题意见》第6条之规定，米脂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4日作出(2011)米民初字第00415号民事判决：

　　一、原、被告于2011年3月3日所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

　　二、由被告祁东海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张青借款50000原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3月3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的月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告许兴海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祁东海、许兴海承担。

　　[评析]

　　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虚假诉讼情况较多，有的案件当事人伪造证据（主要是借条）、虚构事实，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案外人（国家、集体或自然人）的利益，等等。

　　本案是典型的虚假诉讼案件，原告张青持有的借条没有出借人，具有明显的瑕疵。被告祁东海在庭审中否定原告的陈述，并称不认识原告。法官对此类案件一般会形成合理怀疑。但如何进一步审查借贷事实，甄别虚假诉讼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债务人就其抗辩主张的债权受妨害或者受制约、债权已经消灭或者部分消灭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一般而言，借条作为直接证据，能够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日期等借款关系的主要内容，但就款项交付情况，特别是金额较大的款项交付，应结合款项交付凭证加以判断。如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的，应提供银行资金往来凭证；如款项系现金给付的。如款项系现金方式给付的，债权人不能提供款项交付凭证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

　　第二、正确对待借据的证据意义。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法院应当审慎审查借据的真实性。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但如果借条存在必要记载事项的缺漏、书写笔迹、材质凭肉眼即能看出异常之处等情形，借条持有人即债权人有义务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案中，原告刘青提供的借据由于缺乏出借人这个必要事项，虽然其持有该借据，但无法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必须进一步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法官不能判定原告持有借据的行为具有事实自证的效果。

　　第三、生活经验法则的运用。尽管法庭审理中，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着最为核心的作用，当事人在法庭的辩论也是围绕证据的“三性”展开的。但对于法官来说，在形成心证的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外，还应综合考虑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日常生活经验，选择相关的经验法则来填补证据上的不足。

　　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对于经验法则的搜集与选择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借贷双方之间的关系。由于民间借贷中信任因素起着较大的作用，双方之问的社会关系、商业往来关系、身份关系对更好理解借贷事实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正确分析借贷双方的关系，可以更为全面地认识纠纷形成的来龙去脉，亦有助于深入地透析案件的真实情况。二是贷方是否具有相应的财产能力。贷方是否具有相应的财产能力，是从借条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来考量借款事实真实性的问接、辅助证据。三是外界因素的影响。在个案中，借方否认借贷关系存在(通常以否认借条真实性)的一个理由是受到胁迫而写下的借条。对于这种情况，借款人应就其受到胁迫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四是借贷双方的借款方式、走款途径。根据民间借贷案件的常识，数额不大的借贷案件一般通过现金支付，但是对于大额款项如几十万元时，通常人们不会携带现金进行交易，这也是一种经验法则。

　　本案原告张青在本案起诉前与被告祁东海互不相识。庭审中张青陈述祁东海未向其联系借款，与诉状中陈述祁东海找其借款50000元相矛盾，张青在不认识祁东海的情况下出借大额现金不符合常理。

　　第四，依照职权调查取证。对双方当事人有恶意串通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嫌疑的情形，法院应依照职权做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必要时应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对原告所举直接证据真伪不明的，法院应在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上，做必要的调查取证，这比较符合基层司法实践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