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简化的审判程序。简易程序的设置在当今世界各国十分普遍，而且适用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呈上升趋势。为合理分配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我国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简易程序，符合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进一步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认罪案件”

本文的撰写是为贯彻落实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要求，保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和诉讼监督工作顺利开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意义
检察机关派员出席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法庭审理，是立法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对于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公平正义、增强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出庭，从工作强度、工作模式、诉讼程序等方面都是新的任务和挑战。因此，认真做好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出庭工作，是法、检两院适应新要求、强化新理念、应对新挑战的重要任务。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认识开展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最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指导下，切实通过工作实践，积累经验、完善机制、探索方式方法，为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做好充分准备。
二、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特点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有以下的特点为：
1、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简易程序不适用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相比之下，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相对复杂、重大。
2、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情简单、影响较小、处罚较轻的刑事案件。只有这些案件才具有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条件。刑事诉讼法将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案件划归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因此相对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3、简易程序的具体内容是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相对简化。比如简化审判组织、简化审判程序等。这些简化都由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并不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当事人任意决定的。
4、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规定，也应适用于自诉案件的审理。
5、审理期限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3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三、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应注重的环节
（一）把握出庭案件范围
1.对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1）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
罚金的案件；
（2）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3）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
议；
（4）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
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2）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3）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4）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
序有异议的；
（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二）探索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办理工作机制
1.程序的启动。检察院应当加强与同级公安机关的协调，对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建议相对集中移送审查起诉；应当安排专人办理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对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要充分向被告人说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后果，讯问其是否同意适用；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相对集中向法院提起公诉，并以书面方式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法院对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确定专人承办；对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向被告人进一步核实其是否同意；对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但法院认为符合条件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及时通知检察院；对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确定相对集中的开庭审理时间；必要时，可以在庭审前集中召集控辩双方召开庭前会议，对非法证据等问题作出处理。
2.法庭审理。检察院对起诉书和公诉意见应当简要宣读；对案件证据应当进行归纳，概括出示；应当注意法庭讯问和法庭辩论的节奏和效率；应当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法院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确认其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应当提高庭审效率；应当保障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尽快作出裁判。
3.简易程序的转化。检察院在提起公诉后，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及时通知法院；在庭审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当庭或建议休庭后提出。法院在庭审前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及时通知检察院；庭审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当庭或宣布休庭后决定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检察院对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决定进行监督。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实践中又如何操作，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作了简单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后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作出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已送达被告人的，还应当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由于人民法院是诉讼的裁决者，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实践中往往是人民法院只口头通知人民检察院，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这是不严肃和错误的，不能充分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二）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即时将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全部退回，人民检察院应按普通程序重新移送。人民检察院对按两种不同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起诉书的制作和案卷的移送方式上都有区别，所以人民检察院有必要按普通程序的要求重新提起公诉。实践中存在着人民检察院只把案件抱回，然后只等开庭，而不重新移送材料，这与法律规定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相违背，将造成既不是简易程序审理，也不是普通程序审理的怪现象。　　
（三）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的案件，仍应第一审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不能以在按简易程序审理时完成了有关程序而简化有关程序。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履行其应有的诉讼权，特别是相应规定的时间要保证。针对这一点，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往往怕麻烦，加上对被告人诉权保护的观念不强，而不严格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
（四）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三十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期限应当从收到人民法院有关案件材料之日起计算。仔细比较，二者的规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当把案卷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材料时，应当给予适当的时间，而这个时间计入人民法院审理的时间，显然不合适。但人民检察院又以此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显然过长。笔者认为，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比较为宜。同时，人民法院应从重新收到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后开始计算审理时间。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既涉及侦查环节，又涉及起诉和庭审环节，法院、检察院要统一思想、加强协调配合，上一级法院、检察院要积极采取措施，为各项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对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法院、检察院应加强请示汇报，上一级法院、检察院应加强指导协调，及时梳理、总结相关经验做法。

参考文献：《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　　刘玫　著
　　　　　《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2012年版

河北景县人民检察院　　吴华星
安乐死与生命权——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

作者：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法学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导教师：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卫国

摘要：安乐死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热门话题，国内外纷纷对其合法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认为：安乐死可以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首先立法，从而推动对安乐死的全面立法。
本文对此种立法意见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生命权，立法。

引言：安乐死现今只在两个国家为合法，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也曾经试图对其合法化，但条件尚未成就，立法失败。在我国，关于安乐死立法的理论已屡见不鲜，但多数为“一棒子打死”的理论----全国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即禁止与开放之间取其中间，但未提出具体的办法。本文就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笔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论述。

关于安乐死的论战已由来以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关于争取人道死亡权利，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开展运动。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世界上首部“安乐死法”。（但实施不到两年即被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继其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北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成为全世界争论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去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华东政法学院殷啸虎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当他由于各种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可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一个人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应有权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即安乐死，这应符合生命权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然而，生命权不仅仅归属于自然人个人。人是社会人，他多少与其他人（如亲人，朋友，债权人等），组织，甚至国家，有着某种联系，比如，一个债台高筑的人申请安乐死，是否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经债权人同意方可对债务人批准安乐死，因为从民法角度分析，债务人的死直接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安乐死不仅是个人的绝对权利，它须经过其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国家和组织的同意。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又据千龙网数据显示：对588人进行调查问卷，有453人（77.04%）赞成安乐死合法化；仅有7.82%的人反对。可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吁与日俱增。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一） 安乐死的本质是什么？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首先，它是一种死亡状态，不能与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类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对象只限于当今世界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再次，它虽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的价值是什么？
当一个病人已无望好转，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之时，勉强延长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动结束生命，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既是对患者本人肉体的摧残，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14]。
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这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A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B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D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15]。
（三）安乐死合法化必要吗？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16]。
（四）安乐死合法化可行吗？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17]。
（1） 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 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19]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20]，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施安乐死？
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等。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或条例）”。
（六）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再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
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比照近些年的“税收”试点（已收到很好效果）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哪些应当禁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注释：
[1]新华网，2002-05-17
[2]《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3]
[4]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5]《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6]《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