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制订一部调控司法程序行为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诉讼法》

江苏袁为国律师事务所：袁为国

核心提示：国家有告公民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就没有能够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得不到法律的审查和纠正，游离于法律的调控之外。
所以，当前最迫切的并不是对现行的各个《诉讼法》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修订，而是狠抓现行法律能否得到实际执行。当前，现行法律对司法机关来说，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全国上下，怨言甚多，所以，当前最迫切的是制订一部《司法诉讼法》，将司法机关的司法程序行为纳入法律可诉范围。

一、我国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必要性。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民事权益纷争，权利人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公民或法人涉嫌犯罪，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向法院起诉，请求予以变更或撤销，依据的是《行政诉讼法》。
　　从理论上讲，三大诉讼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法体系，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有了程序法的保证。但实践中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以下统称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执行程序法或者不正确地执行程序法的行为，使得这些保证实体法贯彻实施的程序法自身难以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
　　我们仅列举司法程序中屡见不鲜的一些事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但有些人民法院对一些认为“难办”的起诉既不受理，也不制发不予受理的裁定，当事人无法就此提起上诉，形成告状无门的窘境；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有些法院对此种申请或置之不理，或拖延办理；
　　——对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法院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拖延时日后，被执行人失去执行能力，使得权利人本可以得到实现的权益归于消灭；
　　——法律对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有时限的规定，而有些司法机关任意延长办案时间；
　　——法律对羁押人犯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而有些司法机关关押人犯不受法定期限的约束；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有些司法机关设置重重障碍，使得这些权利无法行使；
　　——法律对诉讼费用的收取有明确的标准，在实际上，人民法院超标准收费的现象普遍地存在着。
　　可以说，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程序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其范围远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能正确执行程序法的行为，往往严重地损害着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阻碍着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由于现行的法律对司法机关程序违法行为缺乏评判纠正的程序依据，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不得不到处上访、喊冤。即使将这些问题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因缺乏纠正的程序规定，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所以，社会上众多人士感叹道，国家有告公民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就没有能够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得不到法律的审查和纠正，游离于法律的调控之外。
　　我国虽有一部《国家赔偿法》作为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经济补偿手段，但是由于在国家司法赔偿之前有一个确认程序，有哪一家司法机关肯轻易地承认自已办错了事情呢？谁愿意确认自已的行为是违法的呢？加之国家司法赔偿的范围十分狭窄，条件十分的苛刻，权益被侵害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很难得到公正赔偿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司法赔偿仅仅是大错铸成以后的一种消极赔偿，并不能使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违法行为在铸成大错之前得到及时的纠正。
　　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现有的诉讼法在程序法体系上并不周延，司法诉讼处于一种法无依据的状况，有必要制订一部调整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久已期待的能够管一管司法机关程序行为的法律。各司法机关以及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何种权利、负有何种义务，现有的诉讼法中都有具体的规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定的义务，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证时，应当有一个允许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定处理程序，这就需要制订一部调整这种法律关系的程序法。因为调整这种程序法律关系的法律亦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所以，处理这种特殊法律关系的法律名称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诉讼法》。
　　二、我国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可行性。
　　1、形势的发展需要制订这部法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人们已逐步习惯于依靠和运用法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由此各种诉讼案件将大大地增多，司法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面临的工作量将越来越大。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至今尚未根除，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中不能正确执行国家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容易滋生或掩盖司法机关执法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如此下去，将会严重地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国家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保证国家程序法律的全面实施，司法诉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2、与行政诉讼相对应，应当制订这部法律
　　我国已制订了《行政诉讼法》，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既然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能够成为可诉的对象，接受法律的审查和监督，那么，国家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也应当成为可诉的对象，接受法律的审查和监督。
　　虽然司法机关内部在执行国家程序法问题上也有内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从性质上讲是其内部自律的规定，缺乏法定的监督和纠正程序，因而其所起的作用不足以产生如《行政诉讼法》所产生的法律约束力。实践证明，司法机关内部的这些规定并未能有效地制止执法程序上的各种不合法行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加强立法工作时曾经讲过：“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那么，为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国家的诉讼程序法律，制订《司法诉讼法》势在必行。
　　3、司法诉讼不妨碍原诉讼程序的依法正常进行
　　可能有人会担心制订《司法诉讼法》会影响司法机关正常办案，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司法诉讼仅对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影响到案件处理的实体问题。司法诉讼过程中不中止原诉讼的继续进行，只要办案机关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办案的，原诉讼程序就不会受到影响。
4、司法诉讼法实施后，司法诉讼的工作量不会太大
目前，司法机关不能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行为普遍、大量地存在着。如果有了司法诉讼法，司法诉讼的量就不会太大了。目前之所以不严格执行程序法的现象较为普遍，问题就在于出在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司法诉讼法》制订实施，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对程序法的执行在观念上从“无所谓”变成了“有所谓”，从“无所顾忌”变成了“有所顾忌”，将促使他们自觉地严格执行国家的程序法，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现象将大大地减少，司法诉讼的工作量不会太大。这与当前《行政诉讼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起到的规范作用和效应是相同的。
　　三、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基本构思。
　　总的来说，《司法诉讼法》的设置类同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审理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司法诉讼的被告是国家司法机关，审理对象是国家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司法程序行为。根据司法诉讼的具体特点，我们提出如下基本构思：
　　1、立法宗旨
　　制订这部法律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国家的各种诉讼法，旨在保护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各种诉讼法，纠正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合法行为，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诉讼程序法律的准确实施。
　　2、审判庭的设立及管辖
　　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亦可与行政审判庭合并设立），接受并审理以与其地域上有隶属关系的下一级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司法诉讼案件。
　　3、受案范围及司法诉讼法律关系
　　司法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具体程序行为是否合法的纷争。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及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背国家诉讼法的规定，损害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司法诉讼。
　　提起司法诉讼的人为原告，被诉的司法机关（公、检、法机关）为被告。原、被告均为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受诉法院审理司法诉讼案件，仅对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4、受理及审理方式
　　受诉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从形式上进行审查，只要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符合起诉条件的则予以受理。
　　受诉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三日内将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副本后三日内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并提交被诉具体程序行为的法律根据。被告在规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状和具体程序行为的法律依据的，视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
　　受诉人民法院审理司法案件，由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除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开庭审理的以外，实行书面审理；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除被告明确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的以外，应当开庭审理。进行书面审理的案件，受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对相关情况作进一步的说明。
　　5、审判期限及判决的效力
　　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受诉法院在收到被告答辩状之日起十日内审结，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
　　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一旦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在接到判决书后10日内向受诉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之前，引发司法诉讼的原诉讼程序不因某项具体程序行为被诉而中止，仍按法定程序继续进行。
健全我国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涂斌华*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内容摘要：
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司并购逐渐或已经成为现代投资的一种主流形式，而这一复杂的市场运做行为必须置于健全的法律控制之下，才可充分发挥其积极效果。中国目前的并购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不系统，甚至有些规定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本文在一一指出这些问题和缺陷之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健全公司并购法律制度的一些建议，希望对我国公司并购的规范发展能有所裨益。

关键字：
公司兼并，公司收购，公司并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公司并购指的是公司的兼并与收购（merger & acquisition简写为M& A或takeovers and merger 简写为T&M）的总称．
公司的兼并与收购常被连在一起使用，但二者实际并非同一概念，其各自的内涵、外延及其规范法律也大有不同。
公司兼并（merger of company）是指经由转移公司所有权的形式，一个或多个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责任都转移为另一公司所有，作为结果，其资产与责任都予以转让的公司不需经过清算而不复存在，而接受该公司全部资产与责任的另一公司仍然完全以该另一公司名义继续运行，这在传统的公司法关于公司合并的理论中被称为吸收合并。①
而公司收购（acquisition or take over）则是指一个公司经由收买另一公司的股票或股份等方式，取得该另一公司的控制权或管理权。该另一公司仍然存续而不必消灭。②
显而易见，公司兼并与收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混淆、混用。当然，兼并与收购也经常在许多情况下被并用，例如英国反映收购与兼并规范的伦敦守则等，为求实际，但又想准确地把握并表示兼并与收购毕竟不同，本文在总体上采用了兼并与收购的简称“并购”一词，但在需要对之加以区分的时候，则具体分别使用“收购”与“兼并”的概念来加以论述。
公司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具有调节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公司实力与竞争力、推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巨大积极作用。但同时公司并购也可能因加速推动经济的集中从而形成垄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民主，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为有效防止公司并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尽可能减少公司并购中不规范现象的产生，各国无不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来加以调整，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现今意义上的公司并购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变的交替时期，其一产生，便蓬勃兴起，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交替时期，特定是体制转换都还在进行中，与公司并购有关的思想准备、概念转换都还不充分，尤其是许多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完善或缺省，这就使公司并购这一原本就应置于一定的严格规则之下进行运做的行为处于无序状态。其结果是，一方面，并购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的规制，并购各方在并购中有意无意的作出许多有损社会、国家、集体和相关第三人利益的违规行为。中国的公司并购在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的同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并购，不是完全无法可依，而是部分有法可依。但在这可依的部分里，又因法律法规零散、不系统，加之规定有些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这主要集中在：

１、法律规范之间缺乏一致性，甚至相互冲突

在并购问题上，我国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法令，而是令出各门，加上多年以来的主体立法的积习，即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同形式的企业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以至许多规定之间不时回有冲突。例如：有关集体企业兼并是否要经过或如何经过批准这一问题上，有关的规定就大不一样。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发出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兼并，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这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个泛义的概念，即应指任何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１９９０年６月３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１５条规定：“企业分立、合并等须经原批准该企业设立的机关核准，向当地共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并通知开户银行。”１９９１年９月９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１５条规定：“集体企业的分立、合并、停产、迁移或者主要登记事项的变更，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由企业提出申请，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依法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上述两条规定虽然把集体所有制企业具体分为乡村与城镇两类，但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范围。而“备案”、“核准”、“批准”的要求却显然是相冲突的。
规定本身就是制定一种行为准则和标准，而这种准则与标准对一特定行为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否则就会导致无法操作或者在操作上造成混乱，同时也会为一些违规行为的法律规避创造便利。

２、配套法律规范不及时，存在法律空白

在并购规定当中，不时会有这样的规定：“有关┉┉的实施，由┉┉另行规定。”例如，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７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中第１９条规定：“将国有资产折股出售给外商，其办法有国家另行规定。”然而这种“另行规定”迄今未见出台，从而出现了不仅是国有资产折股出售给外伤，而且外资如何收购国内企业这一整个方面，都是法律真空，无法可依的现象。
另外，《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１３１条规定：“股票溢价发行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１４８条规定：“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或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还有，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２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３６条规定：“国家拥有的股份的转让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上述这些“另行规定”也都是至今未见，实际无规定。

３、法律规范缺乏系统性，存在法律漏洞

并购中有些基本问题，我国至今未有规定。例如收购中对与股票有关的特别权如期权、认股证等，就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而实际上，在不少上市公司的股票已出现有这些权利。
同时，对于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收购问题，在我国是允许还是不允许？如果允许，条件是什么？应如何操作？要不要取得批准？等等，也没有规定。
还有，并购中出现的争议的管辖问题，谁来管辖？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如证监会？还是可以仲裁？还是必须先经过行政机关调处，不服再进入司法程序？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出现了并购争议，不知该向谁申请处理，有的法院或政府机关受理了争议，却又找不出相应的法律根据。而这事实上就为许多违规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４法律规范缺少可操作性，一些规范不切实际

例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４８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也就是强制要约，无论该持有人愿意与否。
我国立法者设立强制要约规则的初衷是好的，其所依据的伦理基础是，如果公司的控制权易手，原有股东就应有同等的机会来将其持有的以新的控制者所能出到的最高价出售给新的控制者。这样，一可满足股东转移风险的要求，同时也是同股同权的具体表现。
但是，目前在我国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有二：
其一，该强制要约的法定前提条件本身就极少可能被满足。因为，目前上市公司的股票的取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先有发起人认购，这种认购，依规定不得少于总额的３５％，实际上往往达到了６０％－７０％，其中大部分还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而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是非流通股，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买卖。二是向社会公众发行，这部分依法规定不得少于总额的２５％，实际上一般是３０％——４０％，这部分股票可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被称为流通股。如果将发起人排除在外，一个非发起人的法人想要持股３０％，就可能得从零股开始，而其从市场上的购股范围又只能限定在流通股部分，那就意味着他可能必须将流通股全部或大部分购买过来才可以达到３０％，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非发起人的法人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从发起人那里取得３０％以上的股票，这是可能的，从而得要强制要约，但是，过往的案例告诉我们，因为其所取得的是非流通股，依法可取得证监会的豁免而无须强制要约，。
于是，无论怎样，强制要约都不会发生了
其二，纵然发生了强制要约，那么收购也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一个成功的收购，必须是要取得目标公司的５０％以上的股份。而从上我们知道，一个上司公司的一半以上的股份往往是非流通股，那么即便是这一半以上的股份持有人想要出售其所持有的股票，也没有资格去承诺出售。这样，要约人就很难得到５０％以上的承诺，失败从一开始就可能是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