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
--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

潘?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明德民商法研习社副社长


关键词: 生育权 生育权冲突 夫妻共同生育行为 共同共有
内容提要: 许多人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的内容表明，男方生育权受到侵害，法律不再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但是，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起点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夫妻之间与生育有关的利益矛盾实际上是配偶生育权内部两个生育意思表示的直接对抗，上述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生育权基本的主体结构。夫妻共同的生育行为之上只能存在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育权，而配偶之间以共同共有的关系享有并支配该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院于2011年7月4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因第九条所引发的争议在理论分歧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许多民众甚至学者在看到该条文的第一反应是——“《婚姻法》自此不再保护男性的生育权”。单纯从结果来分析，产生这一结论在逻辑上是十分通顺的:如果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决定二人的子女是否可以出生，那么丈夫生育子女的权利就遭到了侵犯;但是，这种侵犯后果法律却明确地表示不进行救济，那也就意味着授予男性生育权的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1]

按照很多学者的理解，这一条文存在的逻辑前提是生育权本身存在冲突，而该前提只是“生育权冲突”这一法律上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如果根据理论上的类型化分类，可以归于“生育权同质冲突”当中的“配偶间生育权冲突”。[2]以这一理论为根据，民众对本条解释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观点认为，我国曾经立法提出男性也具有生育权是立法的重大进步，新的司法解释严重阻碍了法律的发展，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有的观点则认为，面对生育权原本就具有的冲突状态，法律规范对这一矛盾的调整方法和化解效果应当根据立法者的宏观立场和价值取向进行选择，只不过在本条解释中，解释的制定者更注重保护女方的权利罢了。尽管表达的情绪有所区别，但上述观点所坚持的理论却是一致的——夫妻二人都享有生育权，二者的生育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对抗状态。

对于第九条“权利不救济”的做法是否合理，笔者先不进行评价。因为对于本条会造成“男方生育权受侵犯”的观点，笔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在出现了妻子要求中止妊娠而丈夫不同意终止妊娠的情况下，如果不支持男方的损害赔偿请求就被理解为法律“伙同”女方侵犯了男方的生育权，那么假如支持了男方的请求岂不意味着法律成为了侵犯女方生育权[3]的“帮凶”?由此形成的状态是:法律首先不能消极地不作为，但无论作为是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必然会有一方的生育权遭到侵害。夫妻间存在矛盾的前提当然不能视为法律出现尴尬状态的成因，而使法律规范陷入二难处境，则是配偶间生育权冲突理论重大的逻辑漏洞，也是生育权冲突体系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因此，对于本条解释而言，我们在对其价值取向和具体手段的合理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讨论的不是生育权是否受到侵害的问题，而是配偶之间的生育权究竟如何设定的问题。而要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则要从生育权的基本概念谈起。

二、生育权的基本内涵及内容

(一)生育权的概念和性质

在社会学范畴内，“生育”的内涵囊括了求偶、结婚、生殖以及抚育等各种人类活动。作为人类延续、社会发展的基础，生育这一人类自身的繁衍活动被恩格斯看作是社会生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4]在这一层面上，生育属于恒久的人类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生育在人类社会的角色定位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生育从原始社会的既非权利也非义务的自然阶段，发展到受社会强制的义务阶段，并进而走向了由自然人自己意愿所决定的权利阶段。[5]

由此可见，尽管生育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生育权的概念却只有在生育从义务性向权利性转化完成之后才可能出现，并从这时开始让生育正式成为由法律授权并保护、由个人自由支配的自然人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在现代社会生育行为表现形态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我们很难用简短的语言全面概括生育和生育权的全部内涵，但以法律授权和权利行使为核心，我们可以将生育权定义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民基于合法婚姻而享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自由”[6]或“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7]

于是，作为自然人的一项民事权利，生育权以其鲜明的特点而具有明确的权利类型归属，并具备以下显著的性质和特征:

(1)生育权在本质上是一项绝对权，具有显著的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2)生育权需要由强行性规范加以调整;(3)生育权可以积极实现，也可以消极实现;(4)围绕生育权可能存在多个法律关系。

(二)生育权的内容

通过对生育权部分特征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基于生育权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以及基本的社会功能，生育权应当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生育决定权。作为一项典型的绝对权利，权利人可以自行使用、处分其固有权益是生育权应当首先具备的核心内容。在这一内容的指引下，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生育权的实现方式，并采取与之相应的民事行为。

2．生育信息知情权。该项权能可以分为公法上的知情权和私法上的知情权。前者是指权利人有权知晓“与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国家允许或推荐使用的生殖服务技术、与生育相关的知识等”;[8]后者则指自然人对共同行使生育行为的民事主体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有关的身体状况、是否采取了与生育意愿相关的措施、是否受孕及孕后情况等信息的掌握。[9]

3．生育隐私、安全保障权。根据该项内容，权利人有权对与个人利益无关的自身的生育信息和生育活动进行支配和维护，同时，生育权不特定的义务主体应当始终保持生育权的顺利行使、以及不受他人非法侵害的安全状态。所以，“与生育权相关的隐私和安全状态受到保护”这一权能的客观存在，是生育权在遭受他人非法侵害后能够得到法律救济的依据和前提。

通过对生育权概念、特征、内容的初步梳理，在我们的思维中已经可以形成生育权内部结构的大体框架。在此基础上，根据生育权的特殊性质和固有的权利内容，笔者将对理论和实践中生育权的配置进行更深一步的解读，以期借此化解前文所提到的法律的尴尬处境。

三、生育权冲突的基本结构及法律的相关措施

(一)生育权的冲突状态在实践中客观存在

根据生育权的基本属性，作为一项具备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的绝对权，在理论上，该权利的满足和实现方式相较而言是比较简单的;但从生育权衍生的多种民事法律关系来看，生育权在实践中的行使却可能存在不同情况的限制和阻碍。换句话说，当与生育权相关的多种利益一旦出现对立且无法同时满足的情况时，就可能出现生育权的冲突状态。

电信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与法律责任

王春晖


我国电信业在引入竞争机制后，电信市场由独家经营者垄断的局面已经打破，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初步形成。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新的电信运营商要想参与电信市场的竞争，必须利用主导的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和其用户资源，只有这样新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才能生存和发展，真正的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才能形成。
由于我国电信立法滞后于电信业的发展，使得一些电信业务的经营对电信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和责任缺乏认识，导致违反网间互联的行为频频发生，对此，有必要就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和法律责任作一说明。
一、电信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
电信网间互联是国家为了建立电信网之间的有效通信联接，依法促使提供电信服务的经营者将他们的设备、网络、业务连接起来，使某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与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进行通信或使用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电信业务。《电信条例》专门规定了网间互联的法律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要求。这一规定是强制性的，不管互联一方愿不愿意，电信网间一定要实现互联。GATS“电信服务附件”也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确保按合理和非歧视原则和条件，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接入和使用公众电信传输网及其他服务。因此，无论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还是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一定要明白：互联互通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个或者若干个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平等的通信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互联互通进行干预的法律关系。互联互通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应不折不扣地履行。在具体执行中，作为通信行政相对方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做到：
（一）遵守网间互联的法律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对电信网间互联的调整所形成的网间互通法律制度，通信管理相对方必须遵守。否则，管理相对方将受到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处罚；
（二）服从通信行政命令。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有关互联互通的管理意志通过各种行政命令表现出来，各电信经营者均必须服从。即使有些行政命令不当，在通过法律程序改变或撤销之前，任何通信相对方都不得拒不执行；
（三）协助互联互通的行政管制。协助互联互通的行政管制是通信相对方的权利，也是通信相对方的义务。因为通信行政主体从事国家通信行政活动事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通信行政相对方必须予以配合，这是法律赋予通信行政相对方的法定义务。
二、电信网间互联中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违法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通信管理相对人如果不执行有关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或者作出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就具备了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必须承担这种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有关责任人将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对人为制造网间互联障碍的当事人必须依法给予严惩，否则不足以震慑破坏网间互联的责任人。按照违法性质和程度的不同，互联互通中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关于网间互联中的行政责任
网间互联中的行政责任，是指实施了网间互联法律、法规或规章所禁止的行为而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根据现行的有关网间互联的法规和规章，互联互通中的行政责任主要有：
1、罚款。这是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强迫违反网间互联规定的违法行为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处罚。
2、责令改正。指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3、责令停业整顿。指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限制违法行为人生产经营能力的一种处罚。
《电信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例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
（2）拒不执行国家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作出的互联互通决定的；
（3）向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网间互联的服务质量低于本网及其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
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互联互通中行政相对方的行政责任的法律后果，只有行为罚和财产罚，没有设置人身罚和申诫罚。而且，行为罚中的“责令停业整顿”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
4、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主要是针对通信管理机构的公务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一种制裁。行政处分的种类有七种，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
（二）网间互联中的民事责任
互联互通中的民事责任，是指互联双方作为民事主体，在违反了民事义务（主要是合同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实施违法行为必须引起的法律后果，也是民事法律对违法者的一种制裁。 应该指出：我国《电信条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也调整电信服务过程中当事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互联互通中的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主要是财产责任。民事法律关系是以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因此，违反民事义务，侵犯民事权利的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例如，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网间通信质量低于其网络内部同类业务的通信质量，给其他的电信业务经营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予以经济赔偿。受损害的一方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2、违反网间互联一方的当事人不仅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也同时侵犯了电信用户的利益。例如，制造互联互通中“通而不畅”的一方当事人，不仅侵犯了另一电信经营者的权益，更主要的是损害了另一电信经营者用户的权益。因此，制造“通而不畅”的当事方不但要向另一受损害的电信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还应向该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承担民事责任。
3、网间互通中的民事责任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民事责任有法律直接规定的，也有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在双方签订的互联协议中，当事方在明确了互联工程进度时间表、互通的业务、互联技术方案，与互联有关的设备配置、互联费用的分摊、互联后的网络管理以及网间结算等实体和程序性内容之后，必须明确约定违反互联协议的责任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于互联协议中的当事方来讲，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互联协议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合同法规定，互联一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互联协议所应承担违约责任主要包括：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互联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协议不同，违约一方对互联协议的继续履行是依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不论违约方是否愿意，其继续履行互联协议的义务是强制的。关于违反互联协议的违约方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主要有：a、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拒绝向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的信息，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管道（孔）、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光缆（纤）、带宽、电路等通信设施使用信息的；b、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对非主导的电信网网间互联、互联传输线路必须经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道、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通信设施时，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予配合提供使用，或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的；c、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无故拖延互联时间的；d、电信业务的经营者违反信息产业部制定的相关网间互联要求规范和技术规定的；e、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不按互联协议规定的结算周期进行网间结算，无故拖延向对方结算费用的；f、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变更互联点的；g、当网间通信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电信经营者对网间路由组织、中继电路、信令方式、局数据、软件版本的调整不予配合的；h、当互联一方发现网间通信障碍时，通知对方协助处理通信障碍，对方不予配合的。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的规定，有以上情形给其他的电信经营者造成直接损失的，应予以经济赔偿。笔者认为，从公平和等价交换原则来看，当互联一方不履行互联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应包括协议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在实践中，互联双方在签订互联协议时，都回避对违约责任的约定，这是极不正常的。事实上，违约责任制度是作为保障互联协议全面履行的一种重要措施，在互联协议中应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互联当事方一定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三）网间互联中的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依照刑事法律规定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是严格的行为人个人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为了严厉打击人为中断电信网间互联的恶性行为，对于已触犯刑事法律，构成犯罪的，必须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具体操作时，可依照《刑法》120条、124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一条第三款的有关规定执行。
当然，确定人为中断电信网间通信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首先考虑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同时应认真研究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应具备的一切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例如，依照刑法第124条及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成立破坏电信设施罪应具备以下条件：（1）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已满16周岁，具有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2）客观上破坏或损坏了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如用刀割断在使用中的通信电缆，给社会和不特定的人的生活带来危害，甚至产生严重后果；（3）主观上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只要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用电信设施，且造成通信阻断，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就能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使公用电信设施受到损坏，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则构成了过失损坏公用电信设施罪；（4）破坏通信设施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以上几个条件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破坏电信设施罪。
在理解网间互联法律责任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在网间互联法律责任系统中，由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应占主导地位，而不以违法或违约为前提的其他法律责任则居于从属地位。这是因为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其存在的范围更广泛，其社会功能也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