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旧货业治安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旧货业治安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旧货业治安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2年8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8月17日
（1995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6月9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旧货业治安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根据2002年8月17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旧货业治安管理条例＞的决定》二次修正）
第一条为加强旧货业治安管理，保护合法经营，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同废旧物品收购、信托寄卖、典当、拍卖等业务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本条例由各级公安机关组织实施。
第四条申请开办旧货业，应向所在地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后，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方准开业。
申请经营典当行，须持省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复及《典当经营许可证》，经所在地市（行署）、县（市）公安机关审核，并经省公安机关批准后，由市（行署）、县（市）公安机关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
申请开办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和典当业务的，应事先征得其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
申请开办旧货业应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应当有所在市、县常住户口或《暂住证》。
第五条旧货业有关闭、歇业、合并、迁移、更名、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情形之一时，应在15日前向原发证的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注销、变更等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变更登记。
第六条公安机关对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旧货业实行年审制度。
第七条旧货业应建立健全治安保卫责任制，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一）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应定期对所属旧货企业的治安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旧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有关负责人，对本单位的治安管理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并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三）旧货业的个体从业人员，应遵守治安保卫责任制度，服从公安机关管理，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负直接责任。
第八条经营旧货业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旧货业从业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不许收赃、窝赃、销赃；
（二）严格遵守批准的经营范围，悬挂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建立登记、查验、保管等规章制度，设有物资保管库房（场地）和必要的安全设备；
（三）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寄卖或典当、拍卖贵重物品时，应当查验出售者证明及有关材料，并对出售单位的名称，出售、寄卖或典当、拍卖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以及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情况如实登记；
（四）废旧物品的流动收购人员必须公开悬挂公安机关制发的标志，在指定区域内收购；
（五）不准收购、寄卖、典当、拍卖未成年人所持的贵重物品；
（六）收购、寄卖、典当、拍卖物品时，发现违禁物品和公安机关查控的人和物及其它可疑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七）发现可疑物品应盘查，持物人逃跑或取证不归，其遗留物应登记造册，每半年清理一次，经公安机关检查后，统一上缴国库。
（八）对公安机关下发的协查单，应指定专人负责登记保管，并及时传阅和查对，不准泄密和丢失。
第九条本条例所称生产性废旧金属是指用于建筑、铁路、通讯、电力、水利、油田、矿山、国防及其他生产领域，并已失去原来使用价值的金属材料和金属制品。
第十条旧货业严禁收购下列物品：
（一）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二）剧毒、放射性物品及其容器；
（三）铁路、油田、电力、电信通讯、水利、测量、矿山、军用和城市公用设施等未报废的专用器材；
（四）淫秽物品；
（五）标有密级的文件、资料、书刊和图纸；
（六）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及来路不明或有赃物嫌疑的物品；
（七）国家禁止收购的其它物品。
第十一条生产性废旧金属只能由物资业、供销社回收部门的收购企业收购。
物资、供销回收部门的收购企业由个人承包经营的，不准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
第十二条在铁路、矿区、油田、港口、机场、施工工地、军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近，不准设收购废旧金属的网点。不准设网点的区域由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划定。
第十三条油田、电力、电信通讯、水利、测量、矿山、军用和城市公用设施等报废的专用器材，由县（市、区）公安机关指定的物资、供销回收企业专点收购，并挂牌经营。
收购单位出售的报废的专用器材时，应有出售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意见。
收购个人捡拾的生产性废旧金属，应查验出售人的村（居）民委员会证明。
第十四条公安机关对赃物或有赃物嫌疑的物品应当予以扣留，并开付收据。有赃物嫌疑的物品，经证明不是赃物的或者五日内不能查明其为赃物的，应当立即退还。被扣留物品为生产性废旧金属，其持有人不能证明合法性的，按照赃物处理。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第四条规定，未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擅自开业的或私自收购废旧物品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收购物品及非法所得，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法定代表人或有关负责人处以200元罚款；
（三）违反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明知是赃物而收购、窝藏、销售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对直接责任人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交工商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四）违反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超范围经营的，责令改正，并处法定代表人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第八条第（四）项规定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
（七）违反第八条第（六）、（七）、（八）项规定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同时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第十条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收购禁止收购的物品的，视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
（九）违反第十一条规定，擅自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没收其非法收购的物品及非法所得，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违反第十二条规定，非法设点收购废旧金属的，予以取缔，没收其非法收购的物品及非法所得，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明知废旧物品是赃物而为其运输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因收购、寄售、典当、拍卖赃物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的，3年内不准从事本行业。
第十七条违反本条例，需要给予治安拘留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执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裁决与执行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公安人员在执行本条例过程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私自处理罚没款物的；
（三）在查处旧货业违法案件工作中，索贿受贿、敲诈勒索的；
（四）其他应当予以行政处分的行为。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不准参与旧货业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本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1989年5月1日省政府颁发的《黑龙江省旧货业治安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间融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现代典当行业已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我国传统的典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因其手续灵活简便、融资效率较高等优势，满足了市场主体的短期融资需求，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当前典当行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瓶颈，如缺乏上位法的支撑，与物权法、担保法等基本法律存在某些冲突，仅有商务部制定的 《典当管理办法》予以规范，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将其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等，由此导致典当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越来越突出，引发的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本文试图对目前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凸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研究，以求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概述
（一）典当业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中的发展现状与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其中既有民间借贷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包含了通过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准金融融资渠道。其中典当行因其融资门槛较低、手续相对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等优势，得到了众多资金需求方的青睐。自2006年以来，典当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从事典当行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当金发放数额持续递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4433家典当企业，全行业注册资本584亿元，从业人员3.9万人。与“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初期相比，企业数增长了2.3倍，注册资本总额增长了5.1倍，从业人员增加了1.2倍；“十一五”期间，累计发放当金近6000亿元，其中2010年的当金总额即达1801亿元，几乎占到了该5年期间当金总额的1／3。[1]而2011年上海地区典当总额达到了482.46亿元，实现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准金融”企业，典当行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为市场经济下的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职能，其兴衰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至2011年的欧债危机的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亦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国外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进口锐减导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实体，如出口加工业面临重大生存危机，尤其是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众多负面效应，在缺少国外订单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链日趋紧张，加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乃至亏损，许多企业甚至难以为继，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迅猛增加。[2]国际和国内金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各类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在现有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一些固定资产（可供担保财产）较少的借款人无法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贷款，只能转而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渠道。虽然典当行的融资成本高于商业银行，但其融资手续相对灵活简便，[3]故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典当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深受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影响、上位法的缺失、与物权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尚未得到解决以及监管的弱化等因素，也是典当纠纷不断涌入法院的主要原因。
（二）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司法理念与价值取向
1.衡平保护典当行与当户的合法权益
公平是司法的基本准则，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给予平等的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与诉讼能力总有强弱之分，因此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平衡当事人力量的强弱对比，避免因诉讼能力的差异导致裁判结果的偏向是司法界历来所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经济实力较强的典当行作为债权人会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地位，当户则因经济能力、偿债能力较弱而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加以平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对典当合同条款的公平性进行审查，对导致典当行与当户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条款进行妥善处理，保护当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典当行作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与维权成本，对典当行的合法债权给予及时保护。
2.尊重交易惯例
交易惯例是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起到了对商法的补充作用，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商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不应越俎代庖，以破坏原本行之有效的商业习惯为代价，重新建立符合司法思维的交易秩序。典当行业在我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交易规则与惯例，如绝当制度、收取综合费等。以综合费为例，尽管收取比例高于一般的贷款利息，法律纠纷也多因此而起，但该费用为典当行业所特有的交易习惯，并且为《典当管理办法》明文认可，如法院断然判决综合费有违交易公平，虽然表面上看保护了当户的利益，但从长远看，严厉的司法态度会严重遏制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这并不是司法权运用的理想化结果。
3.依法规制和引导典当行的经营行为
金融市场的生命在于创新，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环境下，经营创新行为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典当行的创新行为，司法应当给予合理的空间，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限制经营规定的适度创新，司法不应以否认合同效力的形式来遏制创新行为。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是，典当行业发展至今，由于典当企业质量的良莠不齐，难免存在个别典当行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情况，如有的典当行以金融创新为名，行违规经营之实，违反国家金融行业准入制度，为当户提供理财服务，当户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司法应当积极承担起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职能，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宣示功能，发挥正确的市场导向作用，对违规经营的典当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传统典当业的异化
我国当前大量采用的“典当”无论在形式外观上还是实质法律关系上，都与我国传统意义的“典”与“当”发生了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典当的概念是对典当法律行为性质认定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典”与“当”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当”的标的物一般限于动产，当铺在当期内对当物负有保管义务，但无使用、收益、处分之权利，当期届满出当人须支付本金及利息，赎回当物，且当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绝当的权利。“典”是中国所特有的民事法律行为，亦自古有之。根据学者的定义，典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而占有他人不动产，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4]按通说，“典”具有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双重功能。
典权植根于中国封建制度下以天然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典权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市场主体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已经很少采用。因此，典权并未出现在我国的正式成文立法中，仅因为民间尚存在一定量的房屋等财产的出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才对此有所涉及。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当”不分的情况，将两者合称“典当”，究其原因是对“典”与“当”的概念混淆所致，但由于实践中“典当”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就以典当称之。
现代典当业实现了“典”与“当”在各自功能上的融合，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对现金流的需求，在保留了借款人对当物的用益物权前提下，更容易为借款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典当行业的立法相对滞后，仅采用了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了行政管理。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现代典当合同至少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即当户与典当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关系。与典权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典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首先，法律性质不同。用益物权是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典权人获得了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担保物权亦为典权的组成部分，承担了一定的融资功能。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对于典当的定义，我们认为，现代典当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担保并存转向了单纯的融资与物权担保。
其次，抵押物的类型不同。典物为不动产，如房产、田地等，而且当物必须转移占有。而现代典当的当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范畴。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房产与动产，甚至财产性权利均可作为当物，在约定房产抵押的情况下，当户甚至可以不用转移房屋的占有权。
可见，现今所称典当与传统的典权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流通性功能更强。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需要审查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典当行是否持有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二是当事人是否已就建立典当法律关系达成了合意；三是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当物。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物权担保是典当的关键构成要件。实践中，有的典当行为获取利息收益，对当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疏于审查，而当户则通过虚构当物的方式获取了当金，因此，在当物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构成典当法律关系。二、典当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
（一）典当合同是典型的诺成合同
典当合同是包含借款合同和物权担保合同综合体，根据典当在商业实践中的一般流程，典当行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一般只在担保物权设立以后方才交付当金，从外观上看，担保物权的设定与当金的交付存在必然的先后和因果关系，加之典当合同中金钱债务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即典当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成立要件：一是当户交付当物，二是典当行交付当金。[5]笔者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的概念，值得推敲，理由如下。
1.典当合同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实践合同
虽然《合同法》制定时未曾对典当合同进行专门规定，但并不代表典当合同没有法律适用依据，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典当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即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合同关系，《合同法》与《物权法》 对该两种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均认为是诺成合同，即双方只要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并生效。从合同成立要件的类型划分上看，《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要件采用了以诺成合同为主、实践合同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该法明确规定的实践合同类型并不多，如赠与合同、保管合同等寥寥数种。对于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该规定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采用了特殊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仅将交付借款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合同法》仍将借款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
对于物权担保合同，我国立法尽管对担保物权的设立要件存在观念上的变迁，但《担保法》也仅认为办理登记是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物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在《物权法》采用了区分主义的原则以后，物权担保合同的诺成性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原则。综上，无论从现有成文法律依据还是从法律关系实质分析，均无法得出典当合同为实践合同的结论。因此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合同的观点，是没有对《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理解透彻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