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国家计委 教


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若干意见
卫生部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教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生事业为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在城市，资源配置、利用不合理，医药费用增长过快，卫生服务特别是基层卫生服务同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改变
、医学模式转变、群众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及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不相适应，亟待改革、完善。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做出“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的重要决策以来，不少城市积极试点探索，并已取得初步经验，显示出社区卫生服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
，从全国看，这项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实施，加快医疗机构改革，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为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现就进一步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意义
社区卫生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政府领导、社区参与、上级卫生机构指导下，以基层卫生机构为主体，全科医师为骨干，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等为重点，
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提供基本卫生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社区卫生服务覆盖广泛、方便群众、能使广大群众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也有利于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卫生服务需求。社区卫生服务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利于将预防保健
落实到社区、家庭和个人，提高人群健康水平。
第二、是深化卫生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社区卫生服务可以将广大居民的多数基本健康问题解决在基层。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有利于调整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功能、布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为基础，大中型医院为医疗中心，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机构为预防、保健中心，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新格局。
第三、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迫切要求。社区卫生服务可以为参保职工就近诊治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帮助参保职工合理利用大医院服务，并通过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增进职工健康，减少发病，既保证基本医疗，又降低成本，符合“低水平、广覆盖”原则，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长久稳定运行，起重要支撑作用。
第四、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社区卫生服务通过多种形式的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使社区卫生人员与广大居民建立起新型医患关系，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是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德政民心
工程，充分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深化卫生改革，满足人民卫生服务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同步，构筑面向21世纪的、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到200
0年，基本完成社区卫生服务的试点和扩大试点工作，部分城市应基本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框架；到2005年，各地基本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框架，部分城市建成较为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到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成较为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成为卫生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据社区人群的需求，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多方筹资，公有制为主导。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服务，健康促进。
坚持以区域卫生规划为指导。引进竞争机制，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努力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做到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益，方便群众。
坚持社区卫生服务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保证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点带面，逐步完善。
三、加强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领导
社区卫生服务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具体体现，积极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领导。
要把积极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列入政府工作目标，纳入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城市社区两个文明建设规划，作为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统筹规划、组织实施。
各级政府要成立社区卫生服务协调组织，卫生、计划、财政、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人事、教育、建设、计划生育、中医药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各负其责，完善有关配套政策与措施，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及时协调解决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遇到的各种
具体问题和困难。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对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提高本社区全体居民健康水平负有重要责任。要积极协调辖区内各方力量，在卫生行政部门指导下，支持和帮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解决必需的业务用房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切实支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
四、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要在区域卫生规划指导下，充分发挥现有基层卫生机构作用，引入竞争机制，统一规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逐步建立健全结构适宜、功能完善、规模适度、布局合理、有效经济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使社区居民都能够拥有自己全科医师。
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要依托现有基层卫生机构，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主体，其它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充，以上级卫生机构为指导，与上级医疗机构实行双向转诊，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使各项基本卫生服务逐步得到有机融合的基层卫生服务网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应当根据当地规划和群众需求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般以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设置，可由基层医院（卫生院）或其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造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区域过大的，可下设适量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上级医院及疾病控制中心（
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所等预防保健机构，要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加强统一协调。发挥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指导作用。坚决防止盲目设置新的医疗卫生机构，搞重复建设。
深化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实行医疗卫生机构功能调整，优化重组，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要着重引导公立基层医疗机构转变观念，进行结构和功能的双重改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生机和活力，不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模式。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主要由全科医师、护士等有关专业卫生技术和管理人员组成。要把人员队伍建设作为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持久、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以全科医师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适应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积极采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的适宜技术。
五、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规范化管理
卫生行政部门是社区卫生服务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上的组织、指导、监督和管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必须改善服务态度、保证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取信于民。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逐步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标准、基本服务规范和管理办法，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执业资格管理，规范服务行为，进行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训与考核，竞
争上岗，树立严格要求、严密组织和严谨态度的良好作风。要依法严格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逐步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信息系统。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计划、实施和评价的全过程管理。
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开展社区卫生服务，都必须经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从事社区卫生服务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科学研究，不断研究和总结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经验，使社区卫生服务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日臻完善。
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配套政策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积极完善有关配套政策，支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合理分担。教育、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意识，增加健康投入。
发展计划部门要将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财政和卫生行政部门要调整卫生经费的支出结构，按社区卫生服务人口安排社区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所需工作经费。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上，适当安排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备更新等方面的启动经费和人才培养、健康教育
经费。按国家规定安排公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卫生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研究制定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把符合要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把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大中型医院就诊时可实行不同的医药费用自付比例，引导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诊治一般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疗机构之间形成有效的双向转诊机制。
物价部门要建立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价格体系。要规范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的名称、服务内容，合理制定社区卫生服务收费标准，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
民政部门要将社区卫生服务作为指导各地进行社区建设和开展社区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把支持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考核和表彰模范街道、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站）的条件。要帮助城市优抚对象解决在参与和享受社区卫生服务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
人事行政部门要支持和指导卫生行政部门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要及早研究建立全科医师资格标准，制定在职人员培训规划、计划，完善继续教育规章制度，形成育人、选人、用人一体化机制，吸引优秀卫生技术人才在社区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要支持和指导卫生行政部门建立以毕业后医学教育为核心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当前，重点是培训在职人员，培养技术骨干，加强全科医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培训；要逐步开展全科医师继续教育；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人员队伍的培训，满足不断发展的社区卫生
服务需要。
建设行政部门在新建或改建城市居民居住区时，要把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纳入建设规划。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制定与落实人口计划、推行优质服务时，要积极支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居民的需求和自身条件，开展计划生育与生殖保健宣传教育和适宜的技术服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1999年7月16日
杨文革 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死刑/死刑政策/“法务部长”签核权/释宪
内容提要: 伴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和唯一死刑的废除，以及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更加严格审慎，我国台湾地区的逐步废除死刑政策渐趋明朗，司法实践中死刑的判处与执行数量逐年下降，几乎接近事实上废除死刑的目标。但被害人家属要求执行死刑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针锋相对，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最高当局除在死刑废除派与赞成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目前则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从2006年至2009年，台湾连续四年没有执行死刑。此局面如能平稳维持十年，按照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标准，台湾将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地区。但2010年春节后台湾《时报周刊》一篇关于死刑存废老议题的深度报道，却引发台湾政治风暴，导致拒签44名死囚执行令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去职。[1]面对要求执行死刑的汹涌民意，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于4月28日签下台湾五年来的首份死刑令，两天后，4名死刑犯在高度保密情况下被枪决。这种“突袭式”执行死刑的做法引起各界争议。 [2]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死刑热议，大陆刑事法学界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本文试图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以及当前围绕死刑的法律争议进行分析，以期对大陆死刑制度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台湾死刑制度的演变
　　（一）死刑罪名的演变
　　台湾的“刑法”由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构成，大多是在大陆统治时期制定的。其早期的“刑法”异常严苛，譬如制定于1929年的特别刑法“陆海空军刑法”，处罚极重，单是唯一死刑罪名就多达44个。常有懵懂无知的年轻义务兵因不懂法律，轻易触犯重罪被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因两岸对峙情势，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经过“立法院”正常程序制定的“刑法”被搁置不用，却以“戡乱”为由，对犯罪适用“惩治盗匪条例”，造成一般人民犯罪也依“惩治盗匪条例”判处重刑，许多社会精英被杀害。 [3]
　　上世纪后半期，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对于各项社会制度相对地要求有所改革，加之大量学者从国外留学返台，欧美人道主义被引入法律制度，“刑法”的修改顺应世界潮流， [4]刑罚开始向轻缓化演变。这些发展变化贯彻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死罪的修改限定。新千年以来，这一变化趋势愈加明显。“惩治盗匪条例”被废除，腐败犯罪和未满十八岁人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犯罪的死刑配置被先后取消。最为重大的变革则是唯一死刑的废除。所谓唯一死刑，即不分情节轻重均判处死刑，法官几无裁量权空间，如有误判，则无法挽回。 [5]新千年之初，台湾仍有绝对死刑，譬如：犯强奸罪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犯海盗罪而致人于死者；犯海盗罪而又放火、强奸、掳人勒索或故意杀人；掳人勒索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等。 [6]经过几年大刀阔斧修订，至2006年12月2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特别刑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及“陆海空军刑法”之唯一死刑罪，完成以相对死刑取代绝对死刑之立法工作，台湾从此没有唯一死刑之犯罪。
　　目前，台湾相对死刑尚有49项，罪名如下：
　　1．普通刑法部分
　　（1）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有：第101条之首谋暴动内乱罪；第103条之通谋开战端罪；第104条之通谋丧失领域罪；第105条之直接抗敌民国罪；第107条之加重助敌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61条之公务员强迫他人栽种或贩运罂粟种子罪；第272条之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第332条第1项之强盗结合罪；第334条第1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8条第1项之掳人勒赎罪。
　　（2）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333条第3项前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34条第2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7条第2项前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第348条第2项之掳人勒赎结合罪。
　　（3）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20条之公务员委弃守地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后段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185之二条第3项之危害损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71条之普通杀人罪；第328条之普通强盗罪；第332条第2项之强盗结合犯罪；第333条第3项后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47条第2项后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
　　（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85之一条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333条第1、2项之海盗罪、准备海盗罪。
　　2．特别刑法部分
　　（1）陆海空军刑法之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意图利敌罪；投敌罪；违反职役职责罪；违反部属职责罪；劫持军用舰艇、航空器罪；制造贩卖军用武器罪。
　　（2）妨害国币惩治条例之伪造、变造币券使用罪。
　　（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
　　（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
　　（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
　　（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
　　（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
　　（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
　　（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上述犯罪，除可处死刑外，还可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二年、或有期徒刑十年、或有期徒刑七年不等。
　　废除唯一死刑，改为相对死刑，使台湾“刑法”更符合现代刑法思潮，并兼顾人权保障，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废除死刑，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7]最为重要的是，唯一死刑的废除，使法官在量刑时有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刑罚，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数量的下降，起着重要作用。
　　（二）死刑程序的演变
　　台湾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于1928年制定的，后经数十次修改，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
　　1967年时，台湾修正“刑事诉讼法”即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但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 [8]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足够保障。在侦查中，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不愿花钱培养法医人才，台湾极度缺乏此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专家、指纹专家、法医化学家、法医病理专家及法医血液鉴定专家等法医及科学证据极少呈堂。 [9]加之证据力规范不够严格，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又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儆猴而速审速决。 [10]法官也偏好自白证据，一些法官私下表示，“即使被告声称遭到警方刑求，法官却不仔细调查自白是否出于自愿，且不要求检方负起自白出于自愿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案件中，法官拒绝传唤可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遭刑求的证人。” [11]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 [12]有学者批评台湾的死刑法律程序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标准，其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 [1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 [14]
　　2003年，台湾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特别强调当事人主义，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别保护。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 [15]随着“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等内容的增加，犯罪嫌疑人主张曾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大幅度减少了。 [16]案件的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司法实践中，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进入审判程序且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而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 [17]自此，台湾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与其他案件并没有多少区别，但与过去相比，却更为谨慎。”根据近几年死刑案件观察，自其案发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至三审确定入监执行，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9个月之3、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 [18]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 [19]
　　与其他案件最大的区别是，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立法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 [20] “期在对被告为更周密之保护。” [21]
　　但是，“法务部长”批准死刑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略，难道批准死刑执行与否仅系于法务部长的,一念之间,乎？” [22]实践中也确曾存在过一些草率快速的死刑批准案件。 [23]最终，由于“监察院”的调查，民间团体的催生，“法务部”订定了“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宣示订定本要点的目的是为了“妥慎审核死刑案件之执行，以保障人权”。第二，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于收受“最高法院”发送之死刑案件时，应确认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人已收受判决书，并审核确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诉讼法”第465条之事由。第三，“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之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第二点之情形以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第四，重申“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之精神，即“法务部”令准死刑案件之执行后，应即函送“最高法院检察署”转送相关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指派执行检察官于三日内依法执行死刑。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法务部”再加审核。如“法务部”重审后仍认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执行检察官应即依法执行死刑。 [24]
　　在过去，“法务部长”对死刑案件的签核只是例行公事，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是，在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确立后，加之几任“法务部长”均持有废死理想，这一环节就成为阻止死刑执行的主要利器。“法务部长”利用签核权力，一再以审核有无再审理由和非常上诉理由为由，暂停死刑执行。2005年1月，鉴于不少死刑犯陆续提出释宪，“法务部”又将释宪列入暂停执行死刑的事由。 [25] 到2010年年初，全台湾因拖延而未予执行的死囚就多达44名。4月30日被“法务部长”批准执行的4名死囚，只是44名死囚中因释宪声请不合法而被大法官会议驳回者，而其他提出释宪声请的40名死囚何时执行，“法务部”表示“将视大法官后续审理情况，再妥适依法处理。” [26]
二、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及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演变
　　（一）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
　　1949年5月19日，鉴于在大陆统治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为保住台湾，宣布对台湾实行“戒严令”，一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为镇压岛内一切反对势力，台湾社会自此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三十多年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变革迹象，最终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所谓欧美人道主义观念与人权保障观念的引入，台湾刑罚向轻缓化发展，台湾的死刑政策也向限制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方向演进。
　　1990年，台湾“法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打算废除死刑，“只是要等到社会条件和民意赞成这样一个动议。” [27]2000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政府”有意废除死刑。2001年5月，在民进党执政满一年时，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曾“豪气地”公开宣誓，要在三年内完成废死。但到他下台都没能废除死刑，在他担任部长期间还批准了三十余名死刑犯的执行令。 [28]
　　废除死刑政策难以推行，与支持死刑民意高企不下密切相关。鉴于此，台湾“政府”暂时放弃死刑“急废”立场，改为“缓废”，即暂不求从立法上废除死刑，而是在实践中尽量少判死刑，少执行、乃至不执行死刑。2008年5月，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后重新执政，在死刑问题上萧规曹随，继续民进党“缓废”死刑的路子。台湾停止执行死刑的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就横跨民进党与国民党执政任期。2010年3月10日，“法务部长”王清峰不仅表明了自己不会执行死刑的立场，而且还在任内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积极推动死刑的逐步废除。
　　随着王清峰的下台，台湾的死刑政策出现微调，且渐渐明朗。2010年4月15日，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台湾“死刑政策现状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他表示，“关于死刑议题，包含,死刑执行,及,死刑政策,两个层面。由于,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属于不同层面的议题，法务部现采取,分开处理,的立场。,依法行政,为法务部不变的基本立场，经三审判决定谳的死刑案件，法务部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规定死刑案件遇有声请再审、提起非常上诉、声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程序仍在进行中者，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前述事由，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若无前述事由及刑事诉讼法第465条所规定停止执行事由，法务部将依法妥适处理。”曾勇夫强调，“死刑的废除有赖社会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多数民众的共识与支持。台湾现今多数民意仍反对废除死刑，因此台湾现仍不宜废除死刑。法务部将延续逐步废除死刑之既定政策方向，希望以逐步减少使用死刑的方式，配合死刑替代方案之提出及相关配套措施之规划与落实，凝聚民意废除死刑之共识，达成废除死刑的终极目标，而法务部对于死刑之废除并无时间表。目前应优先推动减少死刑使用、强化被害人保护为近程努力目标。” [29]
　　曾勇夫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官方的死刑政策立场，即在“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两个层面之间，暂时搁置后者的推行，而尽量减少对于死刑定谳者的执行，在配套措施推行见效后，实现实践中不执行死刑的第一步目标，夯实废除死刑的基础，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从法律上废除死刑的第二步目标。
　　（二）台湾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随着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台湾的死刑判处与死刑执行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由于唯一死刑陆续被废除，法官在判决刑罚时有了选择刑种的余地，台湾司法实务上不任意宣判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气氛得以营造，刑罚的暴虐之气得以减少。 [30]以下是台湾近十四年来各罪执行死刑的人数分布。表中的数目均不包括经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讲，台湾早年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难以取得。最近台湾军方透露，已有多年没有军人被判处死刑，最近十多年来仅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枪决两人与一人，目前军事监狱内没有死刑犯待执行。按照现行法律，目前台湾军事审判一、二审为军法审判，第三审则在“最高法院”进行，依据“军事审判法”规定，以及“审核执行死刑案件注意要点”，军人的死刑执行令由“国防部长”签署发布。 [31]
　　表一：台湾近十四年来执行死刑人数统计表 [32]